医疗卫生绿皮书直指5大怪相

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简称绿皮书)。绿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医疗界目前存在“病人有病不敢就医”“医生变成‘商人’”“医院建筑气派”等5大怪相。

绿皮书还预测，未来5年，关于医院改革的重大政策会陆续出台。主要内容可能涉及鼓励医院投资多元化，对医院资产评估、人员身份转换及相关政策予以明确，允许医院自主决定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增加国家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建立并完善财政对公益性医院的补偿机制，提高部分医疗收费标准，推动建立医院内部和外部竞争机制，卫生技术人员、医院装备等实现市场化配置，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并纳入医疗保险等。

怪相1病人被“看病贵”吓跑

据绿皮书相关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中国分别有约二成的城镇居民和二成六的农民曾因为费用问题，在生病之时放弃去医院治疗。“大医院的很多专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很多疾病如果能在早期得到医治，病人的痛苦可以减少，医疗费用也不会很高，但很多人采取不积极的就医态度。”而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医疗费用过高。常有病人抱怨，得个感冒也得做全方位的检查，“豪华奢侈的卫生服务费用”的增加使病人往往不花上三五百元就走不出医院的门。

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书中指出，看病难、看病贵总体还跟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制度和功能不健全有关。“关键是因为社区无法把病人留住。”由于6项功能到位的社区卫生机构非常少。不少地区新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的医疗服务中又缺少全科服务。因此，医保职工基本不选择社区，社区也很难见到大医院转回的康复期病人。

怪相2药价高让医生变“商人”

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的医院主要收入来源是卖药。医生变成了“商人”，不仅要负责看病，还要负责盯着病人的口袋。

专家分析，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是我国实行医院药品加价政策。目前，国家允许医院以批发价进药，以零售价出售给患者，赚取其中15%的合法批零差价。这是国家为替代补助不足而给予的政策性补偿。但现在，这却成了大多数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药品越贵，医院得到的利润就越多。

据统计，目前大医院药品收入平均约占医院总收入的50%至60%，医院等级越低，对药品的依赖程度越高，药品收入比重相应就越大，一些基层医疗机构高达80%至85%。

昨天，一位与会专家“爆料”：某大医院在病人欠费逃走的管理规定上明文规定：病人未交的医药费用，由主管医生负责10%，科室负责40%，并从科室奖金总数中扣除。如果哪个医生主管的病人走失，这个医生就成为科室的罪人，因为整个科室人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有的医生觉得这种规定让自己的职业荣誉感尽失。

怪相3医院大楼赛星级酒店

“住病房比住五星级酒店还贵，太离谱了吧。”就职于某外资企业的李小姐几天前去医院探望刚荣升“妈妈”的好友，被昂贵的医疗费吓得连连惊呼：“最好的病房竟然要3万元一星期，这价钱比绝大多数顶级酒店费用都贵得多。”

绿皮书指出，与人们有病不去医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医院纷纷比拼硬件，医院都有星级病房，便宜的一天几百元，贵的则一天上千元——大医院的楼越来越高，病房装修越来越靓，各种设施堪与星级宾馆相媲美。

专家还指出，“除少数医院能争取到政府拨款支持扩建病房门诊大楼外，大多数医院的扩建、装修都来自医院的盈利和银行贷款，银行对医院贷款搞建设的信心很大。”

怪相4高端医疗设备成抢手货

除了在医院建筑上攀比外，各种高端医疗设备也成为各医院的抢手货。

据介绍，从1994年医疗体制改革开始，有条件的医院争相购进大型检查设备，凭借昂贵的检查费赚钱。以PET-CT为例，仪器标价3000万元，多数仪器由合作者提供，医院只需提供地盘和品牌。检查一次材料成本约为1800元，但医院收病人1万元。到2005年年底，经济发达的广州、佛山两地方圆不到50公里的范围内，7家医院已经或者即将拥有PET-CT，这一数量比一些发达国家全国的数量总和还多。

怪相5医疗设备常“带病”工作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不少医院忽视对医疗设备的维护检修，造成不少设备“带病工作”。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秘书长白志朋在绿皮书中指出，近年来，大小医院纷纷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动辄一两百万元。一般维修与维护都承包给这些公司的维修部负责，但医院要为此付出高额维护费用，大部分中小医院没有相应的维护人员。目前，只有三甲医院设有医疗设备科或维护专业组，定期给机器“体检”。

书中举例说，在医院设备科工作了几十年的一位处长指出，呼吸机、起搏除颤仪等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突然发生故障；心外手术中体外循环机停转；手术中麻醉机失灵……

绿皮书提醒，医疗器械是一种特殊商品，其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医疗器械处于政府的质量监管之下，而作为器械质量管理主体的医院却缺乏相应的管理意识和能力。

【焦点关注】对中国医疗现状政府应负更多责任

绿皮书第一主编杜乐勋表示，对中国医疗现状，政府应负更多的责任。医疗服务体系改革是一个世界难题，现在还没哪个国家比较完善地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有两个原则却是确定的，“一个叫做市场机制，一个叫做政府主导，两个基本原则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从大量事实看，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引入了市场机制，而是没有正确有效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杜乐勋等列述了政府主导“不到位”的三个表现。

■投入“不到位”

1986年，各级政府财政卫生拨款122.23亿元，占当年卫生总费用315亿元的38.69%；2003年，中国卫生总费用6584.10亿元，按照1986年的比例，政府财政拨款应该是2547.38亿元，实际上却是1116.94亿元，卫生部门为政府“节省”了1430.44亿元。“卫生部门的钱从何处来？就是‘不能给钱给政策’，从病人那里收来的，看病哪能不贵？”

■监管“不到位”

“我国医疗就像一个没有裁判员的运动场，或者确切地说，只是一个有着不称职、不负责任的裁判员的运动场。”首先，中国的病人没有“家庭医师”。在医疗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病人在采购医疗服务的时候，容易上当受骗，需要有家庭医师像律师那样保护消费者(病人)和筹资人(政府保险局)的利益。

其次，我国没有“医疗费用的守门人”。病人没有“家庭会计师”，国家现在也没有“医疗会计师制度”。如果我国医疗运动场上有了医疗律师制度和医疗会计师制度，卫生部门就不可能替政府节省1430亿元的经费。

■职能转变“不到位”

医疗服务体系所提供的劳务和产品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

杜乐勋表示，在医疗服务体系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政府在这些领域也是承担责任的。美国政府对健康和社会福利部的财政拨款仅次于对国防部的拨款。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一个国家安全网——公立医院和卫生体系，拥有106家大型医院和附属的卫生系统。

“医疗机构连法人地位都没有，怎么利用市场机制？现在公立医院所利用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扭曲的和失灵的。”杜乐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