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国务院查京城医院红包

五个检查组进驻医院查阅处方病历　发放调查问卷

昨天到友谊医院看病的患者都会在门诊大厅接到一份关于“医生是不是收取红包、是不是乱收费”的调查问卷，由卫生部、国务院纠风办首次组织的全国卫生系统纠风专项治理检查工作从此开始。据了解，纠风监察人员将通过举办患者和特约社会监督员座谈会、开展患者问卷调查、查阅处方病历、走访出院患者等形式，寻找医生收受红包的蛛丝马迹。

针对治理收受回扣、红包以及开单提成和乱收费等热点、难点问题的情况，检查组昨天在北京友谊医院听取了关于行风建设及纠风专项治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分别召开了患者、医务人员和行风监督员座谈会，听取了对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同时还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且调阅了有关行风作风建设和纠风建设及纠风专项治理的工作计划、文件档案等原始材料。

这次检查主要按照《全国卫生系统开展纠风专项治理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内容，对今年以来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是收受回扣、“红包”以及“开单提成”和乱收费的治理情况。主要采用座谈会、问卷调查、调阅材料等方式进行，检查组的人员还可以直接进入病房、门诊与患者交谈。由卫生部、国务院纠风办组成5个检查组进行重点抽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0个省（市）作为重点抽查省市。这是卫生部、国务院纠风办首次统一组织的全国卫生系统纠风专项治理工作检查。

北京自查

一年查缴“红包”39.2万上交红包85.4万

据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介绍，北京市卫生系统在2004年纠风专项治理工作中，医院共查处回扣、“红包”、开单提成、乱收费等违规违纪案件4起，查处违规违纪金额39.2万元，有两人因违规违纪受到处理。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说，2004年北京的医务人员主动上缴回扣的115人，上缴回扣金额为26万元，医务人员主动上缴“红包”的1135人，上缴“红包”总金额约为人民币83万元、美元2000元、欧元700元。

前不久，北京市委卫生工委和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特约社会监督员深入到医院进行暗访，暗访结果显示：暗访医院17所，暗访患者及家属334名，其中7人反映医院有收红包的现象，占总人数的2.1%，比去年下降了15.1%，涉及金额6300元。

医院收费存在四大问题

今年6月，市卫生局物价处在全市展开医疗服务收费专项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自立项目，自定收费标准；分解项目，重复收费；已取消的项目继续收费；不按标准计价单位收费；不按实际服务数量计算费用；招标采购耗材不按国家有关规定作价销售；医用耗材以次充好，提高收费；医用耗材不按规定加成比例作价等问题。

市卫生局、市中医管理局还联合组成检查组对北京15家三甲、二甲医院的医疗收费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检查中发现这些医院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不按规定收费、重复收费、分解收费、自立项目收费。其中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因为自立项目收费问题被严肃查处，一家二级医院因为存在重复收费问题而被查处。

据统计，一些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一天要看50多名患者，普通医院也得接待20多名患者，可见医生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但他们的辛苦却不能体现到工资上来。据了解，一台长达几个小时的心脏支架手术，医用耗材的费用高得很，一个支架的价格就能上万，而这台手术的手术费只有1000元，这意味着，医生、护士不下10人忙活了几个小时却只能分享这笔可怜的手术费，因此医生们只能靠卖药挣钱。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称，医疗服务价格偏低的现象已经极大地阻碍了医药行业的正常、有序地发展：一些医生不研究医术，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一些药厂仿制药品，或者将老药改头换面后提价，而不是研发新药。但是医院体现其水平、价值的是医疗服务，是医疗技术，而不是靠卖药。医院靠卖药过日子的结果只能是严重影响百姓的身体健康，因为医生治病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追求利益。因此，降低药品价格，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促使医生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提高收入已经势在必行。

红包现象是医疗体制不合理的产物

据有关人士分析，我国早就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该法明确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医生收红包却屡禁不止，其中有些原因应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否则医生收红包将是治标难以治本。

有关人士认为，首先，医院屡禁不止的红包现象，是医疗制度不合理的产物。据了解，我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卫生资源总量的2%，却要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这样，就出现了医院就是“医老大”的情况，名牌医院更是如此，患者很难自由选择。

一方面，医院太少，患者不能因为某家医院收红包就不去看病了；另一方面，家家医院都收红包，患者很难找到不收红包的医院。于是，无论患者多么不愿意，红包毫无商量地变成了一种“规矩”，由当初简单的表达谢意演变成必须支付的“定例”。可以说，只要不扩大卫生资源，只要患者对医院的可选择性不成倍地增加，医生收受红包就不会真正杜绝。

现行报酬难以体现医生价值

有分析认为，现行报酬难以体现医生价值，是红包现象屡禁不止的又一个原因。医生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在有些医院一个骨科医生，一天要做四五台手术，还要管一个病区的患者，还要出门诊，门诊病人排着大队等着，医生连午饭都吃不上。而医生手术超过4个小时，只能得到8元钱的午餐补贴。有卫生间、空调的病房，一张病床每天收费28元，宾馆的收费是多少？所以有些医生觉得自己是不得已才拿红包，谁让医院给医生的报酬不能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呢？

查收红包很难取证成效不明显

红包现象屡禁不止的第三个原因是查处收受红包的行为太难，所以经常是上面风声大、下面雨点下，风声一过医生们照样我行我素。卫生系统从1992年开始抓收红包、拿回扣的现象，光卫生部就专门发文5次，抓到现在，成效不太明显。为什么？一种风气的存在有它的土壤，不改变土壤，光治标不行。

由于红包行为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最难查实。患者都抱怨医生收红包，但你正式找他取证，99%的人不肯提供情况。有的出了医疗纠纷，患者举报了，医生又会说:证据何在？患者举报是故意陷害，查处者很难取证。

据了解，某省立医院曾多次接到信举报，说某药厂给回扣，某医生吃回扣。在该院2002年的一份查处报告上记者看到，一种56元一支的药，某科室在三个月内就开了33000支，最多的一个月开了13000支，用量大于往常，而且有其他较便宜的替代品却不用，院方认为有回扣嫌疑。“但是我们找不到举报者，又不掌握确凿证据，只能停药了之。”该院领导无奈地说，每年省立医院都要停掉10种左右有回扣嫌疑的药，其他医院也是如此。

治理红包是否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据日本最畅销的杂志《周刊现代》披露，日本医院收红包，特别是外科主刀医师收红包也很普遍。一位医生出身的记者在《医生与红包的现状》一文中指出，日本医院目前的行情是，由教授级医师主刀，红包为30万至100万日元;副教授级的医师主刀为10万至30万日元。日本的法律不能不说完备，据了解，日本各国立、公立医院的医师皆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收红包有违国家公务员法。

私立医院的医师虽不受公务员法的约束，但他们收取红包后不申报收入，构成了逃税漏税。但是，为什么严肃完备的法律对红包依然无能为力？某著名医师指出，由于日本现在实施的是全民统一的健康保险，各医院也实施统一的收费标准，所以名牌大学的附属医院终日患者盈门。为了得到更好的诊治，患者便以红包的形式挑选自己喜欢的医师。

相比之下，美国的医疗收费体系更直接，实施优质优价的医疗服务，高明医师与普通医师的收费标准有明显差异，患者也就不必通过红包方式选好医生。日本医生面临的红包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日本医疗制度的不合理。

记者调查

凡是手术就存在风险，但许多患者认为这一风险是在医生可控制范围之内的，换句话说，患者和家属们认为这一风险是可以通过金钱来化解的。他们觉得，给了医生红包，手术肯定就能做好，因此对手术的期望值很高，然而如果手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他们就把怨气都积在了医生身上，医患矛盾也就更加尖锐。但是有一点是世人所共识的，就是收受“红包”不仅亵渎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玷污了“白衣天使”乐于奉献的美好形象，而且加重了病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并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记者就收受红包的问题在几家医院随机暗访了几位患者家属。在某医院病房的过道上，一位姓王的先生告诉记者，他的母亲患了多发性胃肌瘤，已经住院一个半星期了，到现在手术还没做，院方的解释是：老人心脏情况有待进一步检查。当被问及会不会给医生送红包的时候，他犹豫地说，恐怕是要送吧？以前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还要向周围的人了解一下。按说这个手术是个小手术，但是一旦把病人交给人家，生死就全交给医生了。

自己母亲的年纪已经大了，心脏也有一点小毛病，万一医生不好好做手术，出点什么事不但他自己会后悔，也没办法面对在外地工作的弟弟妹妹。再说，如果给了红包，医生和院方也许能早一点安排手术，节省下来的住院费和药费也能挽回一些损失。当记者问：你知不知道，今年卫生部下文三令五申，医生不得收受红包时，他显得有点激动：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母亲的手术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