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双城记--全国最大医院项目的融资故事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摘自狄更斯《双城记》

迄今国内医疗领域最大的投资项目—中关村国际生命医疗园—终于又有了新的实质性举措。

在前后历时4年的曲折之后，这个全国瞩目的“北大国际医院”和“北京协和医学中心”，投资总额约60亿元，将于年内先后破土动工。

这一被业内视为“推动北京医疗产业的现代化”的项目，由于其“不用政府投一分钱”的融资模式，北大与协和一路走上了市场化融资的险途，历经曲折。

都是长庚惹的祸

故事应该从北京的奥运承诺讲起。

在北京当年的申奥计划书中，北京曾承诺，在北京郊区建设一座5000 张床位的国际性大型医院。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是最早开始垂涎这一项目的人选之一，也是北京市政府最青睐的候选人。

多元化的市场筹资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一大特色，与其他项目一样，“奥运医院”也开始了市场化之路，但非营利的天性与市场化融资的要求注定了“奥运医院”的路途不可能一帆风顺。

2002年3月前后，台商王永庆与北京市政府签订相关协议，拿下了这一国内最大的医院项目，计划投资4亿多美元在北京郊区设立一座5000张床位的“长庚医学中心”，以供2008年北京奥运会使用。

按照王永庆当时的规划，这个定位为现代化标准的国际性大型医院将建设5000张病床，其规模超过国内任何一家医院。

王永庆此举，得到北京市政府大力支持。在北京市政府帮助下，长庚医学中心选址在位于北京昌平回龙观镇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区。该区二期工程约120公顷的土地准备给长庚医院使用。2002年3月初，台湾长庚医院派了5名长庚人员到北京准备医院动工事宜，并在北京市朝阳区松榆里设立筹备处，办公室的租金和订金也都预付。但不久情况发生大转折—临时办公人员撤回台湾，长庚医院突然宣布暂停。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国家政策规定不允许外商建独资医院，而长庚医院一度坚持独资。后来经过多方协商，长庚采取了变通方式：在国内设立了一个基金会，由基金会对医院进行投资。这将避开政策限制。但由于台湾推行的系列政策，令王永庆的资金不能到位，基金会迟迟未能成立。台湾“审委会”以岛内企业赴内地投资中没有医疗类别、缺乏审批依据为由，将长庚医院在内的一些医疗投资项目的申请报告搁置起来，王永庆“长庚计划”随之落空。

协和，起大早赶晚集

正是“长庚计划”的落空，才有了北大和协和介入这一项目的机会。

由于这一项目关乎到北京市政府在申奥中的承诺，随着2008年国际奥运会一天天靠近，拥有大型配套设施的国际性医院动工迫在眉睫。

王永庆“长庚计划”的落空，着实给北京市政府出了道难题。当时北京市市委领导人拍板，“长庚医院台湾方不做，我们做。”

土地征用只是与长庚方面达成意向，收回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但收回土地后由谁来做？怎么做？北京市政府为此召开了多次内部会议，研讨出路。长庚医院退出后，国内一些个体投资商纷纷找上门来，但均遭婉拒，因为“这是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大工程”，必须慎重行事。

经过几番探讨，北京市政府作出初步决定：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牵头，联合北京协和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肿瘤医院等一起运作。

然而，这时的协和，却似乎没有感受到这一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对于项目的投入热情并不大。据业内人士分析，协和一开始的动作迟缓，一方面是没有估计到其他有实力和协和扳腕的竞争对手对这一项目的热情；另一方面更在于由于协和长期以来的建设都是计划经济下的政府拨款，自然缺乏市场融资的思维，遭遇到了融资方面的障碍只得放缓步伐。

应该说，初时北京市政府并没有考虑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半路杀出”，且后来居上。北大能争取到这一“奶酪”，一方面与北大的积极态度分不开；而另一方面也与协和介入之后的动作迟缓不无关系。
于是本来一个完整的项目，由于北大的介入被一分为二，曾任北大国际医院常务副总经理的王玉玲这样说：“协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巨无霸，所以刚开始，这个项目就落在了协和的头上，但协和的思维毕竟是计划经济的，缺乏市场化融资的思维来推动这一项目，就给了我们介入的机会。”

北京大学横刀夺爱

“就是你这个王玉玲，使得一个好端端的项目分成了两家医院。”后来与王玉玲关系甚好的协和医学中心负责人徐东曾开玩笑地对王说过，对于原本属于协和嘴里的“肥肉”却掉了一半到北大的嘴里，多少有几分无奈。

北大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医疗资源，但由于以往医院平台的限制，这些资源并没能有效地整合起来，因此，打造一个大规模的医院平台，更有效地彰显北大的医疗品牌和实力，一直是北京大学的梦想。

但北大接触到这一项目，着实有些偶然的成分。2003年3月底，中关村管委会有关人士与时任北大产业办副主任的王玉玲在一起谈事，偶尔提到这个项目，王立时眼睛一亮：北大何不介入，也建一座大型国际医院？

王玉玲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是留学英国的医学博士，又在世界银行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接受过专业化训练，对打造国际性医院有独特的敏锐眼光。此时，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已合并，成立了新的北大医学部，拥有丰富的医疗资源。王的建议立即得到北大高层一致赞同。

2002年7月，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校长许智宏院士、常务副校长韩启德院士联名向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写信，恳切表达了北大建国际性医院的需要。

2002年10月，北大被正式纳入该项目，与北京协和方面共建。2003年1月9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组织召开会议，将该园区定性为“中关村国际生命医疗园”，并对两家进行了用地分配。

二期工程土地并没有完全交给两家医院。据《中关村国际生命医疗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功能分区图显示，北大国际医院的规划总面积约为30公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约27公顷，其余用地分别被标示为科研产业用地和业务配套设施、公共配套服务等用地。

后进入的北大确实显示了它们在市场融资上更强的信心。北大国际医院董事长王杉曾自豪地说，北大打造国际医院采取的是全新运作模式，所有资金将通过融资获得，“不要财政一分钱”。

2003年1月，由北京大学、北大方正集团、北大资源集团三方出资共同组建成北大国际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来负责筹建和管理北大国际医院。其中北大控股40%，北大方正、北大资源分别各占30%股份，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在当年5月，该公司召开董事会后，基本确定了管理层人选。北大医学部主任助理王杉任公司董事长，北大方正集团副总裁张国祥为公司董事、总经理，北大产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玉玲则为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名誉董事长则由北大常务副校长兼医学部主任韩启德担任。

2003年8月，由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办的北大国际医院、北京协和医学中心进驻中关村国际生命医疗园签约仪式在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举行。而这时的协和，才对外公布了其筹建方案，北京协和医学中心将以北京协和医院的综合医疗技术优势为基础，结合其属下的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整形外科医院、皮肤病性病医院之力量，组建成为“小综合、大专科”模式的现代化医院。
本来属于协和的项目，从北大“虎口夺食”到合作签字仪式，在这个时段上，北大远远地走在了协和的前面。

股份制融资思路

接盘长庚医院，如何在“不花政府一分钱”的前提条件下，打造成国际性医院？无论对于北大还是协和，均是严峻的考验。

北大和协和都是定位于非营利性医院。这一时期，北大国际医院的市场化融资思路比协和进步了太多。当时，北大国际医院总经理张国祥表示，以往的大型医院都是由国家拨款建设的，而这次北大兴建国际医院采取的是一种全新的运作模式，所有资金都将通过融资获得，不要政府提供一分钱。

通过当时的媒体报道，许多商业银行及国内财团对北大国际医院的项目都表示出浓厚兴趣，台湾和美国等地一些基金公司也积极与其接触。

而当时的协和，还没有成立一个招商融资的公司主体，甚至连一个起码的融资计划都还没有拿出来。

虽然在合作签字仪式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常务副校长刘谦表示，“投资人可以是企业、金融界、政府资金”，建成后“不排除从外地和国外引进人员，包括管理人才”，北京协和医学中心建设资金将采用市场化的融资模式，以股份制为基础，吸收国内外资金入股，进行社会融资，接纳针对医院的定向捐助，并欢迎医疗设备供应商和投资商以融资租赁等形式参与建设。

如此的操作方式，与北大如出一辙，显然是跟在了北大后面做“学生”。

然而北大并没有领跑多久。

北大国际医院的非营利性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融资。根据中国2000年新出台规定，国家首次对医疗领域进行政策开放，并将医院分成营利性和非营利医院。国家对非营利性医院有税收等政策优惠，正是这个原因，北大方面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