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刘晓程院长访谈录

记者：刘院长，您好！首先感谢您再次接受我们的采访。回首往年，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在您的领导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您能否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贵院取得的成就吗?

刘晓程院长：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是2003年9月26号正式剪彩开门诊的，11月17号整个医院才开始运作。2005年是我们医院开院的第二年，在2004年的基础上，我们医院整体又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如2004年我们的心脏手术只有400例，介入治疗也大概只有700-800例；而到了2005年，我们的员工仅仅增加了15％，可是我们的心脏手术做了860例，介入治疗手术也翻了一番，效果非常好。 

截至今天，我们已经成功抢救了大量危重症患者，如心源性休克、急性肺水肿、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夹层主动脉瘤等病人。我们接受的病人除了西藏外，已经遍布全国各省市，其中甚至包括医疗资源丰富的北京、上海；从普通的工人、农民、下岗职工一直到共和国的部长都来我们这里看过病，患者的年龄也从小到1个月大到82岁不等。不仅有国内患者，我们接收的外国患者也不少，我们已经给美籍台湾人、加拿大和韩国等国际友人做过心脏手术。尤其加拿大的患者，发达国家的白种人在中国大陆做心脏手术，还属于第一次。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医院执行民政部的“明天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为570名先心病残疾儿童成功做了心脏手术。他们来自全国18个欠发达的省和自治区，从1个月到18岁，除汉族外，还有蒙、回、藏、土、撒拉、拉祜和布朗族。除各种复杂的先心病外，还有很多孤儿合并其他畸型，如兔唇、腭裂、腹壁疝、肛门闭锁。我们组织技术最好的专家，把孤儿们的各种畸型在一次手术中全部根治了。期间无任何医疗差错和事故，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连CCTV焦点访谈栏目都热情报道了这一义举。所以说我们2005年的工作不仅有经济效益，更有很大的社会效益。这是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记者：更才您提到泰达就和民政部联合针对先心病残疾患儿推出“明天计划”大型公益活动,该活动至今已经是第二个年头.您能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2005年开展的情况吗?

刘晓程院长：“明天计划”是民政部针对我国城乡各类社会福利机构中0至18岁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残疾孤儿进行手术矫治和康复治疗的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根据该计划，民政部将选择具有强烈社会公益心和有实力的医院合作，从2004年到2006年3年期间，实现全国挽救3万名孤残儿童的目标。很荣幸，我们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是民政部“明天计划”选择的全国第一家定点医院，同时也是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医院。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为６-９‰。我国每年约有15万新生的先心病患儿,一部分患儿被家境困难的父母遗弃而成为孤儿。这些孤儿可以说是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先心病手术复杂，技术要求高，经费需求量大，为确保患先心病孤儿的手术质量，民政部为此还专门派了一位司长来考察我们医院。2004年9月22日，民政部主管该项目的李立国副部长亲自来和我们签约，把我们作为第一家定点医院。在双方签署医疗服务合作协议仪式之日，我们就迎来了黑龙江省的6名先心病孤儿，他们很快就在我们这里成功接受了心脏病手术治疗。

虽然民政部为每个孤儿提供了1.5万的手术费，但我们知道，这个费用还远不够一台先心病手术的成本。因此，有的医院加入 “明天计划”后又退出来了。但我们坚持下来了，同时为保证这些患先心病孤儿的手术成功，我们医院配备了最好的医生，使用最好的医疗设备，提供最优质的手术治疗和康复护理。同时，为弥补手术的费用缺口，我们医院不算医务人员劳务费，同时降低各种费用，提高效率,并号召社会各界献爱心，期间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件。例如开发区的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发区的中外志愿者向孩子们献爱心,照顾孩子,捐献食品、玩具、衣物、乐器、童车；开发区上岛咖啡店宣布每年都把店庆的营业额全部捐给患儿；来视察工作的石广生老部长到医院看后当场解囊捐助；还有一对美国母女志愿来这里照顾患儿；开发区的几所小学为孤儿组织义卖，两次共捐出2万3千元；小学生还为解救孤儿组织义演，又捐出了1万6千元钱；天津严重血源缺乏，医院和物业公司的职工多次为孤儿义务献血；连普通的出院患者都向病友发出倡议，并带头捐出1000元……。爱的春风在泰达吹拂，人们用深深的爱心为构建和谐社会推波助澜。

“明天计划”为期三年，2006年就结束了。但我国仍存在大量的先心病患儿，这些孩子怎么办？我曾有个想法，已经和民政部李部长谈过，那就是我们计划在泰达建立一个专收有心脏病疾患孤儿的孤儿院，每年收治几百个孩子，同时在全国各地开展先心病儿童的筛查工作，把这项公益事业持续做下去，我们称为“后天计划”。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医院和社会各界加入这个事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少广大患儿的痛苦，创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记者：作为国内首家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公有制医院,泰达在医院改革方面迈出成功第一步。但我们知道，2005年7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社会公布医疗改革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医疗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您认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晓程院长：关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失败的与否，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定论，但我认为至少是不太成功的。不然怎么会出现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呢？这个问题目前不说失败，也得说不尽人意。想想看，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其他行业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农业、工业、科技、教育、体育都实行了改革，而医疗卫生几乎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把计划经济里一些好的东西保持下来，反而把市场经济中一些不好的东西带了进来，使医疗卫生事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改来改去谁也没有满意：600万医务工作者满腹牢骚，13亿老百姓更对此怨声载道。老百姓看病难、手术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讲，医疗体制改革起码是没有看法、没有成效的。 

现在究其原因，我想大家各自都会说出一大堆原因。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政府。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形式认识不清，对公有制医院定性不准、支持力度不够。卫生事业是什么？是社会福利事业！健康是基本人权！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就要对卫生事业、对人民健康负责任。有钱没钱都吃饭，有钱没钱都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吧？厉以宁先生说过：“一个健康的社会形态，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比例应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越来越低。吴仪副总理曾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3.1％下降到2002年的1.7％，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说实话，政府什么时候重视我们的卫生事业了？开两会也好，党代表会也好，做报告详细讲其他各项事业，讲到最后，卫生体育事业一共就两行，完了，一句半句。我们倒数第二，仅比体育事业强一点儿。

在这个大背景下，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定性不准导致公立医院在生存和发展上如同雪上加霜。是建立福利型、公益型的医院，还是建立福利加公益型的医院？没有明确定性，使公立医院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一会儿是福利性的，一会儿公益性的。公立医院怎么个公立法？国家给公立院的钱只够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和在岗人员经费的20％。其余80％自己去挣，这还不包括折旧运营费用。用另一个标准说，国家给公立院的钱只够营业额的6％-7％。作院长很艰难啊，一边让你为人民服务，一边职工要吃饭，医院要维持运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向职工宣布：“你们的奖金与收入挂钩！”这种明显的利益驱动机制，必然导致内行哄外行、采购吃回扣、医生收“红包”、医院坑病人的局面！所以公有制医院的体制没改，补偿机制没改，在沉重的包袱下艰难地运营。一开两会就说“红包”，从表现来说，“红包”只是一种现象，这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要通过这些现象挖掘本质、解决矛盾。

另一方面，我国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却同时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国家对城市建设、街道布局都有明确的规划，但对医院建设却从没有统一规划。80％的卫生资源在20％的城市医院中，其中有一半在主要大医院中。仅北京东单地区，不足一平方公里，却设有协和、北京、同仁等三大医院。这还不够，人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北京疯狂地建医院。按北京现有的医疗现状，每千人所拥有的床位、大夫、核磁共振等医疗设施，早已超过了“亚洲四小龙”。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没有钱建医院，连基本的医疗保险都没有，没有大夫。这边说没钱，那边无休止地浪费，有限的卫生资源在重复的无效的建设中浪费掉了。这种事情政府不管，你说政府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卫生部门的首脑言微人轻，要想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必须有政府的强力干预和调控。因此，这应是从总理到省长到市长的一把手工程。否则一定搞不好。

记者：在我国现有医疗体制的环境下，泰达作为公立医院不仅参与“明天计划”的公益性活动，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其发展模式被证明非常成功。您是如何做到这点的？

刘晓程院长：我刚才讲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走到今天，在对医疗形势和对公立医院的定性方面，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还有另外一句话，政府改政府的，医院要改医院的。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迟滞和走偏，一方面有政府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医院自身也有问题：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跑冒滴漏、少慢差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弊端，不改能行吗？作为一个医院院长，我们在宏观上无法推进，就有必要并有责任在政府给予的空间里回旋创，造一个和谐的医患小环境。如果说1987年我创建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是为了解决当地老百姓看病难的话，那么今天我建立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除了更强烈的同样愿望以外，我还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实践，在医疗体制改革上试一试，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种一块“试验田”。

为什么叫试验田？首先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是公有制，100％公有制，与现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