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医药回扣第一案”内幕

今年春节刚过，湖北武汉医药界不期遭遇了一场行业“地震”：“某某被抓了”，“某某被检察院喊去谈话了”，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圈内迅速传播。随着办案单位——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势如破竹的反贪战绩，到案人员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业内人士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  
 
 
收受回扣，在医药界一直都是“公开的秘密”，媒体也频频曝光。然而，由于以往此类案件多系偶发、呈零散状态，现象背后的实质未曾触及，“医疗腐败”仍披着一层神秘面纱。那么，这起将该行业内部黑幕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大案，究竟是如何被捅出来的？

据办案检察官透露，此案的突破口，是一封内容抽象的举报信。今年年初，武昌检察院反贪局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称湖北某医药公司向武昌某企业职工医院推销医疗器械中有行贿行为。举报缺乏更为实质的内容，连具体行贿、受贿人姓名都没有。但该院线索评估小组研究认为，该线索已有明确的贿赂双方，可有作为，遂决定撕开黑幕。

检察官化装取证搜出秘密账本

以被举报医院引进的某医疗器械为切入口，检察官先化装成药商，找医院、医药器材经销商及生产商，搜集设备出厂价、进货价等详细资料，发现“各环节利润空间非常大，回扣脉络清晰”。接着，检察官以销货名义，辗转找到被举报的行贿方、湖北某医药公司业务员兰某。

面对“客户”，急于拉业务的兰某开始历数自己的辉煌业绩，曾“搞定”哪家医院，回扣可达多少云云。掌握了有力证据后，检察官将武昌某企业职工医院院长张显强等人“请”到检察院。随后，张显强被刑事拘留。经查，37岁的张显强在任职期间，组织单位购买医疗设备，先后3次收受供货商、某医药公司贿赂的3．8万元。

检察官在此前与兰某的交谈中，听其多次提到“能搞定省药监局一位领导”。经努力寻访，侦查员在某人家中起获了该医药公司藏匿于此的一本秘密账本，上面记载着“送李晓明××钱”的事实。经查，系湖北省药监局市场监督处副处长李晓明，就是药商用金钱“搞定”的“药监局领导”。反贪干警继续顺藤摸瓜，在获取另一家医药公司有行贿的事实后，又一举挖出了湖北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罗顺德。　

腐败链牵出70余名收受贿者

随着相关人员的到案，接下来的工作势如破竹。湖北省卫生管理中心的正、副主任，武大中南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湖北省中医院负责药品采购的一些相关负责人也相继被“请”进了询问室，之后被立案。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武昌检察院先后询问、讯问设备供药商、受贿人员70余人，收集取证300余份。在强大的态势下，某医院1天内有数名医务人员前来检察院投案自首，退出赃款。

本案行贿单位和人员涉及全省乃至全国的药品厂家，部分人士的钱弹几乎“攻下”所有可能存在的环节。案发后，不少药商如惊弓之鸟，闻风而逃，医药企业主要负责人或销售经理一度在武汉“空了城”。

随着步步深入，检察官吃惊地发现，事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当初设想。很快，嫌疑人由初时的4人增加到9人。药品从出厂到最后，已经形成一个利益共沾的“腐败链”。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药厂——药品批发公司——医院药剂科室——医院各科室——医生开用药处方——患者，在这样一个链条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都有自己的‘潜规则’，不按规则办，药品就很难进入患者手中。”而这一潜规则，就是用金钱打点。　不露富

药剂科主任有“双面孔”

“产品进了招标名录，进了医院，但别以为就进了保险箱。如果3个月或半年没卖动，就会被退出来。那怎么办？看看满医院像蚂蚁似的医药代表就知道了！”一种药如果得不到药剂科的首肯，医院就不会试用这种药。这句大白话解释了为何医院药剂科负责人最易“出事”。此次被逮捕的医务人员全部是药剂科室的主任或副主任。

一位医生向记者透露，通常有的药剂科拿“回扣”是很隐蔽的，比如拿5万的回扣，“上交”3万，留“1万”在药剂科自己的“小金库”，剩下的1万在科内平分，对外口风很严。检察官证实，涉案药剂科的主任们都采取了这种掩盖手法。他们有的收一半交一半；有的则收大部分，上交小部分。但不管怎样，都给单位留下廉洁的印象。如马汉林两年间“遭遇”药品回扣百万余元，个人拿下5．6万元，130万元上交单位。据悉，马汉林刚被抓时表现很自信，拿出一本上交回扣的记录，不过新崭崭的纸张，泄露了“临时抱佛脚”的讯息。

一位跟武汉多家大医院往来多年的医药代理商透露：大医院药剂科主任，平时都比较低调，看上去很质朴，不露富。他们很多人不抽烟，不喝酒。但几乎都喜欢打牌、打麻将等，往往是代理商约他们，一般先吃饭，再去宾馆打牌，而“我们最终目的就是把随身携带的四五千元输给他们就完事”。然后是外出旅游，邀请专家去某地考察，出赞助费。

今年2月底的一天，侦查员在罗家附近，将刚从澳门游玩归来的罗顺德带走，随后在其家中搜出数十万元。罗的澳门之行，便是受珠海某知名医药公司的邀请，同去的还包括汉口几家大医院药剂科主任。据罗交代，他们一到澳门，便被医药公司人员安排进赌场“放松”，每人还得到2千至3千港元。据悉，这是药商行贿的新动向。　

查漏洞完善采购程序堵“药贪”

日前，武昌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建屏、陈智刚、马汉林的受贿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三间法庭内挤满了旁听人员，其中多数是湖北省卫生管理中心组织前来接受警示教育的职工。

湖北省卫生厅一位干部说，被查处的干部虽然涉案金额多数都不到10万元，并都被判了缓刑，但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生涯影响巨大。湖北省人民医院一位医生说，“药贪”使人憎恶，而尽早将他们揪出来，也更加有助于行业的净化，最终让老百姓最大程度地受益。

案发后，所有的涉案单位都开始着手查找存在的漏洞。据悉，武汉市许多医院也已在不断完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程序，对于参加新药引进评审的专家逐渐实行抽签决定人选，而一些科室申购的新药，也必须由正、副主任及一名老专家共同签字方可生效。自今年10月初开始，武汉市还将开始推行医疗服务收费的听证会制度，以让市民们“看明白病，付明白钱”。

医药回扣为何会成为社会“公害”？问题出在哪里？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联合宜昌市卫生行政部门、医药监管部门、物价部门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恶性竞争，催生医药回扣

目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有６０００多家，流通企业有数万家，医药企业为了生存，千方百计让自己的药品进入医疗单位。一般来说，医药公司按一定价格将药品销售给医疗单位，医药公司将销售款中１０％至３０％的款项，算入销售费用中，医药代表将其作为回扣返给开处方的医生或者科室有关人员，医药代表提２％。医生普遍认为：回扣既不损害医院的利益，又不损害患者的利益，只不过是和药商分成，如果不收回扣，就让药商白白得了好处。医药代表李（音）某说：公司要求给，医生愿意要，我也有任务，所以身不由己。基于三方共同利益，在竞争失序的情况下，催生了医药回扣。

二、高额利润，支撑医药回扣

药品价格降不下来，主要问题出在定价机制。目前，药品的定价体系是：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价并行，国管药由中央政府物价部门制定最高零售价，省管药由省政府物价部门制定最高零售价，其他药品由企业自行定价。医药购销双轨，计划和市场结合，医药批发、零售基本市场化，但药品定价不完全是市场化，使定价与实际成本差距过大。目前实行的意在降低药价，堵塞腐败之源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由于本身很不完善，不能从根本上压缩医药企业的利润空间，因而难以达到预期作用。

三、医药体制，迎合医药回扣

药品从出厂直到患者手中，要经过数道流通环节，流通过程中价格差距之大，已经不言而喻，高额利润到底流向谁的手中？

明线是：买断总经销权的大型批发企业→全国各大片区或省级代理→地市级代理→医药批发公司销售商→招标代理机构→医院或药店。

暗线是：医药代表→药事委员会（或招标领导机构）人员→医院药剂科主任→医生→统方人员。

明线是合法利润，暗线是医药回扣，看这两条线，连正常环节都是层层剥利，更何况加入医药回扣，当然，这些付出最后都由患者“埋单”。

一位公立大医院院长说：“怎样管住医生这支笔？真是道士遇到鬼，法都施尽。”他认为只有斩断药商和医生的联系，才能杜绝回扣现象。同时由于医生处方权对患者的影响，患者选择药品的几率很小，医生选择何种药品，对医院的利益有一定影响，选择高价药，医院获利也多，有些医院因此对医药回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医德缺失，助长医药回扣

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医生中普遍存在的补偿心理，助长了医药回扣的泛滥。

当前，公立医院医生的工资参照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由政府人事部门确定。宜昌市一家效益较好的公立医院，医生一年收入平均３．９万元，最好的医生收入约７万元。一台手术的误餐费仅有８元钱，医生的责任、风险和技术付出与获得的报酬不相匹配。同样在宜昌市，某私立医院医生的工资和业务挂钩，最高和最低的收入相差１０多倍。由于收入的不平衡，引发心理的不平衡，导致医生医德缺陷的暴露。

五、法律盲点，放任医药回扣

医药回扣隐秘、低风险。回扣款被医药商家甩给了医药代表，变为了销售费用，医药代表和医生单线联系，直接到诊疗室、医生家里进行推销，结成利益联盟，他人很难被发现，也给司法办案带来了难题。

一是因为送与收是一对一，证据难收集。

二是对医生收回扣行为的定罪难，《刑法》规定受贿的重要条件是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对负有管理职责的院长、科长或受委托从事购销工作的其他人员，可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对只有职称（执业证书）而无职务的医生，伙同有职务的人员受贿的，也能定罪处罚，但是单纯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