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 登高壮览天地间人

“当绝大多数人气喘吁吁爬上二层楼的时候，汤钊猷教授已经在十八层楼上‘观风景’了！”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上海中山医院肝外科副主任周俭教授以短短一句话为自己追随多年的恩师汤钊猷做了形象的勾勒。

为什么汤钊猷教授能够在与世纪“癌王”肝癌的长达36年的较量中屡屡胜出，为什么他能一次又一次改写世界肝癌诊治的历史？关于汤教授的许多“为什么”在周俭的一句话“速写”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在患者眼里，他意味着“康复”在世界面前，他代表了“中国”

1991年，上海。来自26个国家的600位代表兴奋地观看了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开幕式上的大合唱。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大合唱，唱歌的演员都是肝癌切除术后生存10年以上的“病人”。他们以嘹亮的歌声告诉世界：中国的肝癌诊治早已冲破近一个世纪的“黑暗”，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曾几何时，肝癌被视为“癌中之王”、“癌症的堡垒”。与其他多数癌症相比，它头上顶着5个“最”：最难发现、最难诊断、最难治疗、发展最快、预后最差。1971年，美国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一位学者在国际癌症研究最权威的《癌症》杂志上发表其研究结果称，1905～1970年全世界仅有45例生存5年以上的肝癌病人，即65年间平均每年不足1人！

更不幸的是，“癌王”似乎特别“青睐”中国人——全球因肝癌死亡的人中竟有一半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人得了肝癌就如同接到了“死刑判决书”，一条鲜活的生命在短短数月内就会被死神夺走。肝癌病人从医院“前门走进来，后门抬出去”，“病房里总是哭声不断”……忆起当年在上海中山医院看到的惨景，汤钊猷教授仍余痛未消。

上世纪6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向全国发出了“攻克癌症”的号令。当时年近40岁、已在血管外科领域颇有建树的汤钊猷再也坐不住了，决意踏上与“癌王”拼争的漫漫征途。

然而中途转行乃医家大忌。汤钊猷硬是把自己关在原上海医科大学图书馆苦读整整5载。“亚临床肝癌”（尚未出现临床症状的小肝癌）的发现，便是对他艰辛付出的极好回报。

1972年，在江苏启东肝癌高发现场调研时，汤钊猷和他的同事发现没有肝癌临床症状，但血液中甲胎蛋白阳性的人一年之内死亡率竟达80％！他敏锐地意识到甲胎蛋白在早期肝癌的诊断中可能具有重大价值！冒着风险，他说服一位“饭吃得下，农活做得动，没有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阳性的农民兄弟“开了一刀”，手术结果证明这位农民确实患了肝癌，癌肿只有枣子般大小。其后，更多的临床实践和现场调查验证了汤钊猷的观点。

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由此确立。大批无临床症状的小肝癌病人被“筛”了出来，肝癌的有效治疗时间大大提前，小肝癌的手术治疗在全国许多医院开展起来，无数患者的生命得以挽救。仅汤钊猷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至2000年已切除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1326例，患者的10年生存率达到43.8％。肝癌病人治疗后不仅从医院的前门走了出去，而且纷纷重归田间地头、重返赛场、重执教鞭，甚至还有结婚生育的。

上海某工厂的车工小潘，1975年经汤教授成功切除直径3.5厘米的肝癌，11年后结婚生育，如今女儿都快要高中毕业了。每每谈及汤钊猷教授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小潘总忍不住泪眼婆娑。

1978年，汤钊猷教授和助手首次现身国际“舞台”（出席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时，“飞行34小时每人花掉1万元，但是仅仅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下午在小组会上讲了5分钟”，但随着小肝癌等系列研究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人不容再被忽视。1982年，汤钊猷跻身最重要的国际肝癌会议主席团“六巨头”行列；1990年和1994年，他成为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和共同主席。

“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现代肝病学奠基人、美国西奈山医学中心的汉斯·珀玻教授在为汤钊猷教授主编的英文版《亚临床肝癌》一书所作序言中这样写道。国际同行公认，汤钊猷教授在世界上最早系统提出“亚临床肝癌（小肝癌）”新概念及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人类征服肝癌所作出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

1985年，小肝癌研究成果荣获我国医学界首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识变”与“促变”：辩证思维出神入化

汤钊猷教授笑言自己这辈子只干了“两件半事”：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还有“半件事”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波澜壮阔数十年，竟被他以寥寥四字一代而过。然而，在他的学生和同事们看来，“回眸汤钊猷教授斗‘癌王’的历程，就如同阅读一部脉络清晰、情节丰富的小说，引人入胜”。其中的绝妙之处，在于他能出神入化地应用唯物辩证法，在“识变”与“促变”中智斗“癌王”。

“回顾肝癌研究的整个历程，一个‘变’字贯穿其中，无处不在，而且永无止境”汤钊猷教授说。肝癌的现代科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但最初的大半个世纪几乎“纹丝不动”。经过将甲胎蛋白与小肝癌挂钩，肝癌的诊断终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昔日最难诊断的癌症一跃而为较易诊断的癌症，只要验一滴血，即可能作出颇为正确的诊断。然而，这一飞跃的产生是有其深刻历史根由的。首先，如果没有打破千百年来医生“等病人”的惯例，深入农村“找病人”，汤钊猷和同事们就不可能在肝癌普查中捕捉到亚临床肝癌的“踪迹”。但观念的转变与重大发现之间还不能划等号。1973年，国外学者在非洲同样用甲胎蛋白普查自然人群，就未能得出甲胎蛋白有早期诊断肝癌价值的结论。由于进行了细致、科学、持之以恒的研究，中国医生才得以比美国同行足足早笑了10年。

都知道小肝癌会长成大肝癌，但是，大肝癌能不能“变”小呢？

1980年，一位右肝生出肿瘤的病人前来求治。因他的肿瘤太大，加上肝硬化，无法切除，只得做“姑息性”的肝动脉结扎合并插管化疗。令汤钊猷等人意想不到的是，几个月后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这是偶然事件还是必然现象？汤钊猷抓住这件事不放，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大肝癌的确可以“变”为小肝癌。他和助手对缩小后的肿瘤进行二期切除，竟取得极好的疗效。那些原先只能生存几个月的巨大肝癌患者，经肝动脉结扎、插管化疗和导向治疗等“多管齐下”，肿瘤缩小后切除，64.7％的患者生存了5年以上。

难与易，大与小，变与不变、必然与偶然……汤钊猷教授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哲学思辩中实现了一次次跨越，一步步逼退了“癌王”。

■他“挺身试苗”：“先在我身上种！”

多少个不眠之夜，见证了青年汤钊猷随石美鑫教授一同成功施行国际首例主动脉弓同种移植术，同杨东岳教授一道成功完成世界第一例至第五例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术，与肝外科同仁一起反复验证、推敲小肝癌的早诊标准……“当时心里就是憋着一股劲儿，要报效国家，要为人民拿出新东西！”

“报效”二字倾吐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医学人才的共同心声。

汤钊猷1930年出生于广州，少年时代由澳门移居上海。旧中国的国力贫弱与民不聊生在汤钊猷的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没有党和政府的扶助，这个城市平民的孩子连做梦也不敢想自己能跨进大学的门槛。

1999年，汤钊猷与几十位同班同学一起庆祝就读上海医科大学50年。他们班毕业45名同学，竟出了4名院士，除汤钊猷外，还有顾健人、姚开泰和邹冈。大家皓首相见，还在扪心自问是否对得起国家和人民！

怀揣一颗报国为民的赤子之心，汤钊猷教授近乎“狂热”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上世纪70年代走村串户调查肝癌，由于条件艰苦，防护设施差，他被乙肝病毒感染了，但是这丝毫未能阻止他再三奔赴现场的脚步；80年代，所里一位医生提出接种卡介苗改善肝癌病人免疫功能，得到汤教授的支持。但接种卡介苗会导致小腿溃烂，没有病人愿意尝试。汤钊猷“挺身试苗”：“先在我身上种！”2001年底，他不幸骨折，卧床仨月，但仍以极其顽强的毅力抱病带领全所人员完成了《肝癌转移复发的临床和基础》一书的编写工作，并组建了6个以年轻的教授（副教授）为组长的课题组。据说，在最“玩命”的上世纪80年代，汤钊猷的体重最轻时仅有47公斤。

“要成为新时代受人民欢迎的好医生，光埋头看病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站在世界前沿，不断推进医学科技进步，才能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汤钊猷教授的这一段内心剖白，实际也揭示了他几十年醉心科研的“秘密”。

2003年4月，国际顶级杂志《自然医学》发表了汤钊猷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叶青海副教授等题为《应用肝癌基因表达谱预测乙肝病毒阳性肝癌转移》的论文，进一步确立了我国肝癌研究的国际先进地位。

叶青海告诉记者，这一成功首先得益于汤老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把全所的战略重点转移到“攻克肝癌最重要的战役”——肝癌的转移复发研究上。其次得益于汤老师注重“走出去，请进来”，开展高层次的国际合作。经过全所不断的努力，终于初战告捷：在临床上，经采取综合治疗措施，已经使肝癌复发率有所下降；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先后于1996年在国际上率先建成裸鼠人肝癌高转移模型，1999年在国际上率先建立高转移潜能人肝癌细胞系，2001年又建成国际上最早的相同细胞遗传背景人肝癌高、低转移细胞系等，为实现利用标志性基因预测肝癌转移等重要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登峰之道，高瞻方能远瞩”，他的弟子之一，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上海中山医院肝外科副主任钦伦秀教授认为，这句话是对汤钊猷老师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和他几十年所处学术地位的最好写照。

对于汤老师不久前荣获2004年度白求恩奖章这件事，钦伦秀教授还有一个颇为独特的诠释：“国家把白求恩奖章授予汤钊猷教授这样的学术巨擘，可以说是赋予了白求恩奖章新的时代内涵。我们的抗癌事业不仅仅需要他去治好一个或几个病人，更需要他对学科甚至整个领域指路，需要他带领大家到世界争取一席之地。”

■“我时常被伟大的东西所感动”

在去上海采访汤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