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我是一个简单的人

恬静、谦和、话语不多，38岁的汪涛初看上去像个单纯的学生。然而，走近他却会感慨于他的不同凡响：著名的腹膜透析专家，北京大学引进的最年轻的、惟一在临床工作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腹膜透析中心——国内最大的腹膜透析中心的学术带头人……

和汪涛深入交谈，会发现他的思维中呈现着一种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的广度与厚度，或许，只有如此广博深沉的医者境界才可以盛载、抚慰那些尿毒症患者忧伤哀愁的目光。

■“亲眼所见那么多的尿毒症病人，而自己又无力救治，一种做医生的无奈与责任使我立志攻克尿毒症这个医学难关，并致力于腹膜透析的研究。”                          ——作为医生的汪涛

1966年10月，汪涛出生在风景秀丽的皖南小城绩溪一个教师家庭。崇尚知识的家庭熏陶使汪涛高中毕业后选择了他认为的最神圣、最崇高的职业——医学。1988年，汪涛从皖南医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安徽省绩溪县医院做了一名普通的内科医生。和病人朝夕相处，汪涛用心对待每一位病患，虽说脸上还带着稚气，但他的诚恳和认真很快就能换来患者的信任，医患情谊日渐深厚。看着自己亲手治愈的患者愉快离去的背影，汪涛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和所有毕业不久的年轻医生的经历一样，很快，汪涛就尝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医学的无奈相伴而来的双重苦涩。他的一位无话不谈的好友，不幸肾功能衰竭，眼巴巴地看着他，那目光好像在说：你不是读了那么多的医书吗，怎么会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汪涛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友是带着对生命的万般留恋痛苦地离开人世的……汪涛哭肿了眼，心像灌了铅一般沉重，与此同时，“肾功能衰竭”几个字如同梦魇般纠缠着他。他隐隐地意识到，他和这个带着绝望色彩的医学名词将要展开一场较量。

1990年，汪涛考上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成为我国著名肾脏病学专家叶任高教授的研究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肾功能衰竭及透析疗法的研究中。5年后，汪涛一鼓作气，拿下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还在国外获得了优秀论文奖。当他赶赴美国巴尔的摩去领奖的时候，他又幸运地收到了瑞典著名学府KarolinskaInstitute的学习邀请。

在瑞典做博士后研究的4年中，汪涛把研究方向确定在“腹膜功能的研究”这个腹膜透析最基础同时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上。勤奋、热情和执著使他的思维触角敏捷而灵动，创新见解接连冒出：在透析充分性方面，他发现腹膜通透性高的病人尽管毒素的清除效果最好但死亡率最高，因而提出了水平衡紊乱是导致长期腹透失败的关键原因；当他发现腹腔液体重吸收是腹透效能不佳的主要原因，而透明质酸可以降低腹腔液体重吸收时，就提出了腹膜表面透明质酸层的假想……这些研究被认为是近年来腹膜透析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1999年汪涛回国，这时，他已经率先在国际上发现了腹膜表面层的超微结构，证实了透明质酸层的理论和水平衡紊乱在腹膜透析中的意义，他的科研对腹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荣誉接踵而至：2000年，他在广州成功组织了国际腹膜透析新进展研讨会。2001年，他荣获国际腹膜透析学会的最高奖项——JohnF.Maher奖（每三年在国际上评选一次，每次只评选一人）。同年，他还获得了美国中华医
学基金会及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基金资助……

而爬上学术制高点的汪涛，最惦念的却还是他的病人。

■“我们已将‘成为国际一流的腹膜透析中心’作为己任，按照‘为病人谋福利，为国家节约资源，为学校、医院和科室创造价值’的指导思想去开创腹膜透析治疗的美好明天。”
                                ——作为学科带头人的汪涛

汪涛在学术上取得的成绩深深打动了北京大学和北大一院的领导。尽管北大一院的肾内科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在腹膜透析方面却一直是个空白。回国后的汪涛在中山医科大学担任教授，当北大一院院长章友康教授和肾病研究所所长王海燕教授带着求贤若渴的目光双双站到他的面前时，汪涛知道他已经不能拒绝亲手开创一片事业新天地对他的吸引。

2002年1月，汪涛离开了学习工作多年的广州来到了北大一院，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全力打造肾病研究所腹膜透析中心。

5个月的艰辛努力，“中心”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正式“开张了”。但不久，汪涛却发现情况并没有自己设想得那么好，每天“光顾”中心的仅有一两位病人。汪涛着急了，他一方面去急诊科、内科、老年科门诊搞调研，了解这些科室每天接待尿毒症患者的数量，一方面主动下科室讲课、办讲座，他还约来病人面对面进行交流，一点点给病人讲解腹透知识并征求病人的意见，他和同事还按照病人的建议改善了环境和服务，来“中心”的病人越来越多了……

汪涛在腹透治疗中采用了国际最新的理念，特别强调病人水盐摄入控制的重要性及病人康复的重要性。治疗一年多来，水负荷过多的病人由原来的80％以上降到目前的30％；高血压发生率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38％；高磷血症由60％以上降至目前的28％；血色素由平均80g/L升至平均106g/L，病人的社会回归率得到显著提高……

“中心”如今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腹膜透析治疗机构，在这里，汪涛还创造了独特的家庭透析治疗管理模式，病人已增加到250余人。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就，同事们感慨地说：“汪教授功不可没。”

■“尿毒症病人可以在自己家里完成腹膜透析，做医生的要教会病人管理自己，就要成为教育学家。”  ——作为教育学家的汪涛

患者熊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经历：“我曾是从事国标舞的艺术工作者，由于尿毒症，不得不中断舞台生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感到自己是在孤军奋战，觉得自己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心里一度产生了‘自闭’的情绪。”

一年前，熊伟开始来“中心”治疗，他最强烈的感觉是：这里不像医院，而是患者之家；这里的医生不单纯为病人治病，而是从情绪上、心理上帮助患者走出困境。熊伟说：“汪教授和‘中心’的医护人员组织我们去植树、去秋游，使我们这些本不相识的病友有了一个相互交流和鼓励的契机，病友之间封闭的心被重新打开，阳光重新注入了我们的心里……”

“尿毒症病人的自闭状态比身体内的毒素还可怕！”熊伟觉得，是汪大夫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正常人。他曾对汪涛这样说：“我不是病人，我是医生，而您是我们的导师。”

熊伟告诉记者：“真的，我们之间不像是医患关系，而更像朋友。我最近正在帮助汪大夫策划一台联欢会呢。”

汪涛认为，一名好的医生不单是为病人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其实更应该做一名教育家，教会病人自我管理。

为使病人得到应有的合理治疗，汪涛编写了许多通俗易懂的科普讲座教材，发给每个病人和工作人员。他还拿出搞科研的认真钻研精神，花费大量的时间，确立了新的医疗服务理念，摸索制订出一整套腹膜透析中心规范的医疗、护理制度和工作流程；他建立起的腹膜透析中心质量报告制度使“中心”一开始就走上一条规范严格的管理之路。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中心”的服务，从里到外透着浓浓的人情味。

“让病人享受生活，回归社会”，这是汪涛提出的腹透中心工作的主题。他说：“我们不能保证病人长寿，我们也没有条件奢望病人能够活十年、二十年，但我们能够保证病人的生活质量。哪怕我们的病人只能活两三年，我们也要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像正常人一样，有尊严、快乐地生活……”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在得知汪涛的做法后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对汪涛说：“这一活动充分体现了医疗模式的改变与新型医患关系的建立。祝贺你回国后短时期里取得的成绩！”

■“多数尿毒症病人因承受不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无法长期维持透析治疗，病人的窘境迫使我不得不去钻研卫生经济学。”
　　                          ——作为卫生经济学者的汪涛

腹膜透析是治疗尿毒症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费用相对血透较低，适合我国国情。在香港地区，腹膜透析占所有透析病人的80％以上，然而我国大陆长期以来主要通过血液透析的方式来对患者进行治疗，而腹膜透析只占透析总人数的10％左右。

汪涛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腹膜透析病人的生活质量并不差，而且腹膜透析治疗简便、价廉、有效、可在家自行操作，在我国应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对腹膜透析疗法的掌握和对腹膜透析现状的研究，汪涛看到了腹膜透析发展的前景，他的研究兴趣和钻研劲头更足了。

然而，有一件事情始终困扰着汪涛，甚至使他辗转难眠：

多数病人的经济条件不允许长期维持透析治疗，特别是参加医保的病人，因腹膜透析所用的药物没有纳入医保范畴，因此不能报销透析的费用，病人承受不了治疗的压力。为此，汪涛一直在以学者的身份与有关部门交涉，希望能用透析中心一年多的治疗效果说服有关部门，修改现有的政策，让更多的病人得以维持治疗。另外，从国家利益方面考虑，透析患者昂贵的治疗费用是国家的一笔巨大开支。目前透析治疗所用的药物及透析液还需要依赖进口，国内市场价格被国外同行业所垄断。

面对无力维持透析治疗心怀绝望的病人，汪涛深深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和压力。他想，如果能够把病人现在每年6万～7万元的透析治疗费，除了药物之外控制在两万元左右的话，那么在我们的国家里，很多病人就都能承受得起这种治疗，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他以为，透析的费用问题影响到许多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