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取消药品加价谈看病贵的问题

5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透露了卫生部已经基本决定要取消医院药品加价的重大决策。顿时一石激起千重浪，医院、患者、药店、药企以及药品流通部门等相关人士纷纷就此发表看法。

很显然，卫生部的这一举动是对温家宝总理“看病难，看病贵”这一说法的回应。根据《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数据得知，我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在2003年达到了108.2元，比1998年增长了57.5％；而每次住院费用达到了3910.7元，上涨了76.1％，都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长期以来，药品收入在医院收入中至关重要，医院药品的批零差价就是一个明证。所谓“药品批零差价”，是指政府取消对医院补贴后，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准许医院药品加价15%，作为医院的收入补偿。然而有关调查显示，一般整个药品收入要占到医院总收入比例的50%左右，大型的医院由于手术众多，其比例占45%左右，至于普通的二级医院，这个比例要占到60%，有的甚至到70%左右。如果要取消医院药品加价权，这对医院的生存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细究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其中一部分来自于政府的专项拨款和补偿拨款，但是由于补偿额度杯水车薪，一般只占医院经费支出的10%左右，有的甚至低至3%～5%，这还不够离退休人员工资的发放。换言之，90%左右的费用需要公立医院自己通过经营来解决。 除去政府的拨款和补偿资金之外，医院的经费主要就来自于无形的医疗服务收费和有形的物质形式收费了，前者包括挂号费、手术费和床位费等，后者包括药费、医疗器械费和设备检查费等。然而目前无形的医疗服务费却仍然执行计划经济时代的定价标准，一个普通医生门诊挂号费只有几元钱，专家的门诊挂号费大约10元左右，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专家的门诊挂号费有所提高，达到几十或上百不等；至于医生的一台手术费也只在几十到几百元之间；而床位费也不遑多让，作为护理人员劳动价值体现的床位费，一天只有十几元。

无形的劳务费过于低廉，医院被迫挖肉补疮，采取以药养医的手段，通过有形的药品、医疗器械收入和加大设备检查力度来弥补医护人员的收入损失。例如一台心脏搭桥手术，其搭桥所用的一只进口支架价格要达到上万元，其中防凝的涂药支架甚至高达3万元，而医生的手术费只有千把块，在生存压力面前，拆东墙补西墙，对于医院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另外，当我们考察药品从生产到使用的全部过程时，会发现把药费高企不下的板子完全打在医院的身上也是偏颇的。药品生产流通过程中，一种药品如果厂家的制造成本为几元钱，出厂时价格大概在十几元，中间经过流通渠道的层层加价大概要达到几十元甚至到100元左右，医院在此基础上加价15%再转手卖给患者，这15%并不算高，更何况这15%还要补贴药品在医院的储存成本和流通成本。

追究至此，我们应该明白医院药品收入问题的症结所在了，现在卫生部拟定取消医院药品加价，纾解众看病贵的问题，应该说其动机良好，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为此个人建议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医院投入，给予公立医院增加相应的补贴。从政府职能来看，财政应当从投资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转轨，即增加人民的健康投入、教育投入等。

其次，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价格，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这不但体现对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而且也有利于冲破“以药养医”的陈规陋局。在内地看一次感冒大约100元左右，其费用的组成情况为10元的挂号费和90元的药费；在香港的私人诊所看感冒价格也是100元左右，其费用的组成情况是80元的诊金和20元的药费（三天）。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国内医生的人力资本何其低廉，如果此刻能够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那么医生看病时必然会大大降低多开药，开贵药的冲动，对于患者来说也会大大降低看病成本，可谓一举两得。

最后，要想解决温总理所说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劳动社会保障部也要发挥作用。我们在国内调查时发现，某些地区自费病人的比例平均达到60%，最高的甚至达到73%。昂贵的医疗费用，缺乏社会保障和贫富悬殊导致许多基层百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要扭转这种局面，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加大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普及率，以便惠及更多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