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腐败必须用法律来惩治

最近，国内一家大型药品企业的南京医药(11.29,0.05,0.44%)代表向媒体提供了一份药厂给医院的供货单，暴露出来的黑幕令人触目惊心：一种名叫“注射用奥美拉唑钠”的药，厂家给医院的价格是3.8元，医院的零售价竟然是98元钱。这位医药代表报料说，“没见过不要回扣的医生”，有的医生开口就赤裸裸问回扣是多少，“遇到姿色好的女医药代表，有的医生甚至暗示要陪他上床”。有一个三陪女当医药代表后没几年就拥有了别墅和高级轿车。

医疗费用居高不下，与医疗腐败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因为腐败所衍生出来的所有成本都悉数甚至加倍转嫁到了患者身上。医疗领域的反腐败工作搞了这么多年，为何迟迟不见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行政手段而不是以法律手段去反腐。相当一部分医疗腐败行为都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不用法律武器而靠行政力量去治理，纯属药不对症。

众所周知，卫生主管部门与它的监管对象———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彼此存在利益联系的双方构成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制度设计。事实也正是如此，2005年，我国内地卫生系统共查处收受“红包”问题178件，处理违纪违规人员142人；查处医疗乱收费问题431件，涉及金额399万元人民币，处理违纪违规人员824人。这竟然是整个中国2005年卫生系统反腐的全部成果！面对如此疲软的查处力度，医疗腐败愈演愈烈也就毫不奇怪了。

除了查处力度的疲软，卫生系统还对医疗腐败屡屡表现出仁慈的一面。2004年，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共有59名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回扣，回扣总额高达115万元，医生最高收受回扣17万元。匪夷所思的是，该医院院长非但没有被免职、降职，反而被提拔为卫生局党委委员。从中可以看出，由于身处利益之中，监管部门对治理医疗腐败根本无法下狠手。

事实上，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通过行政的力量有效遏制、打击腐败，除了法律的严厉惩处，再没有更好的措施。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德国医疗腐败问题一度非常严重，德国律师机构对整个医疗界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追究医疗界的种种违法行为。司法介入后，很多医生的财产被清查，一些被认定有腐败行为的医生被吊销了行医执照。德国的医疗腐败就此谈出人们的视野。

我们缺少的就是这种法律惩处力度。过去，医疗领域的腐败很大程度上钻了法律的空子，比如对于收取回扣的行为，由于公立医疗机构不能列入公司、企业的范围之内，相应也就不能以“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身份列入受贿主体，这使得相关腐败行为难以受到应有的惩处。但是，2005年12月24日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把刑法第163条(原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就为将医院纳入经济犯罪范畴提供了法律依据。

医疗腐败导致医疗费用高涨，严重损害了公众的利益。面对有关部门监管的不力，我们必须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以法严厉打击腐败行为，让腐败者付出令其足够高的成本———严重的甚至让其倾家荡产，那么，医疗领域的腐败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愈演愈烈。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大对医疗领域的财政投入，并对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多管齐下，才能彻底解决医疗领域严重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