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芯片：为肿瘤研究打开一扇窗

由于发生、发展机理复杂，治疗难度大，像肿瘤这样的重大疾病至今仍是各国科研工作者研究的热点。目前，我国的肿瘤防治策略是重心前移，期望从目前中晚期治疗的现状前移到早期诊断上，以达到更好的疗效和更少的经济花费。 
    　　
生物芯片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生命科学领域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高新技术，它主要是指通过微加工技术和微电子技术在固体芯片表面构建微型生物化学分析系统，以实现对细胞、蛋白质、DNA以及其他生物组分的准确、快速、高通量检测，其效率是传统检测手段的成百上千倍。 
    　　
是否可以根据生物医学和临床肿瘤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利用多种类型的生物芯片分门别类地解决相应问题呢？借参加“生物芯片在医学和食品安检中的应用大会”（由科技部、国家质检总局、清华大学、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和博奥生物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之机，我们采访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詹启敏。 
    　　
生物芯片有望成为常规检测项目 
    　　
詹启敏早年在美国工作时就接触到生物芯片技术。谈及这一技术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他认为：“从国际研究前沿来讲，大家对于利用生物芯片去研究肿瘤的期望值比较高。”目前实验室里用得最多的是表达谱芯片、microRNA芯片和SNP芯片，还有转录子芯片、细胞芯片和组织芯片，它们已经成为肿瘤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詹启敏认为，目前能使生物芯片较快产生实际应用的研究方向是用全基因组表达谱芯片筛选出少量相关基因，做成应用型小型芯片用于临床诊断或辅助诊断——这在将来也许可以成为医院的一个常规检测项目。 
    　　
詹启敏认为，生物芯片这种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关键是与临床实际工作的有效对接。作为国家“863”计划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专家组组长、“973”国家重大研究项目（肿瘤转移）首席科学家，他考虑的不仅仅是静态的课题研究，更多的是如何建立一种前沿技术成果的转化机制，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国家多年来在基础及应用科研上持续增加投入带来的实惠。“从事生物芯片研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应与临床专家多联系、多互动，让医生尽快用起来：先由临床医生提出临床问题，再由肿瘤研究人员凝练成科学问题，最后由芯片专家将其转化为技术问题，从而加快研发进度。比如，如果临床样本量少，那么生物芯片的灵敏度就是一个关键，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可能满足一部分临床医生的需要。”詹启敏表示，他现在工作重心的一部分就是联合政府相关职能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生物技术公司，搭建对接平台，共同推动包括生物芯片技术在内的前沿生物医药技术的产业化，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尽可能大的社会效益。 
    　　
“个体化”成为目前的研究趋势 
    　　
由于病因不清、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现多变，许多肿瘤患者对治疗效果往往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某种药物可能只对特定基因变异的患者群有效，而对其他患者群无计可施。如何利用个体化之间的差异探寻个体化的治疗，已经成为当前的研究趋势。 
    　　
詹启敏举了乳腺癌的例子来说明肿瘤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化疗和内分泌治疗是目前治疗乳腺癌的主要手段，可以降低约1/3患者复发、转移的风险，但是另有70%左右接受这些辅助治疗的患者不能受益，因为他们对化疗和内分泌治疗不敏感，结果导致过度治疗，不但疗效低，增加了患者的痛苦，还增加了家庭和国家的经济负担。”詹启敏认为，有必要探索乳腺癌患者的治疗预测因素，从众多影响疗效的因素中找出与治疗敏感性相关的因素。“例如，通过基因表达谱芯片区分对化疗敏感和不敏感的病人，开展针对性治疗；同时寻找出最佳治疗药物和方案，从而提高疗效。” 
    　　
采访即将结束时，我们请詹启敏预测一下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在中国的实施进展前景。“中国是个肿瘤高发国家，人口众多，发病率、死亡率较高，政府对此很重视。本着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原则，我国将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等工作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注重人才的’外引内掘’，培养了优秀的肿瘤研究队伍，建设了国家芯片研究中心、基因组学研究中心、蛋白质组中心、生物信息中心等相关研究平台，并利用国内丰富的样本库资源积极地与国际高水平的肿瘤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未来5年至10年，中国有望在肿瘤研究和临床应用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对此，詹启敏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