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市场失灵将医药行业引入囚徒困境

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看病治病的医疗费用飞速上涨。最近几年，看一次病花费上千元、住一次院或动一次小手术花费几万元已经成了正常现象。而目前的中国，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没到三千元，城市普通劳动者的年收入也在两万元以下。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到处都发出了“看病贵，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悲叹。高昂的医疗费用再加上没有医疗保障，使中国的农村地区出现了许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 

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们狡辩说：“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不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是由于医院还是国有的。他们因此主张在“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行业改革”的同时，使医院私有化，认为由此就可以解决“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分析造成“看病贵”的种种因素，我们就可以看到，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恰恰是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化；将医疗卫生行业彻底市场化，对整个社会是极其有害的。 

将医疗卫生行业彻底市场化之所以对整个社会极其有害，是因为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而医疗和医药行业中的“市场失灵”又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特殊性质，另一个则是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传染病、外部性与公共物品 

霍乱、鼠疫、非典型性肺炎等具有极强传染能力和很高死亡率的恶性传染病，能够在相互接触的人中间很快流传。这样，任何人感染这一类传染病并受其伤害，就不仅仅使他个人的福利受到损失，而且会给其他人造成受恶性传染病伤害的危险，对其他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和伤害。用经济学的术语说，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只不过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并不是对个人有好处的一种“物品”，而是对个人造成极大伤害的“坏东西”。 

个人“感染传染病”这一事件的严重外部性，使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成了一个公共物品。象任何公共物品一样，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的“消费”是非争夺性的和非排他的：受到各种预防和医治传染病措施保护的绝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全体居民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居民受这种措施保护不妨碍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且每一个居民受这种措施保护时也不能不让其他居民受同一措施保护。而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市场通常是没有效率的：让每一个人仅仅为自己去“生产”或“购买”“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不仅效率极低，有时甚至根本就不可能。 

市场经济的逻辑是：对任何物品，个人如果不愿意消费或没有能力购买和消费，他就不应消费这种物品。但是这种逻辑不应使用于“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上。这是因为，一个人感染非典型性肺炎这样的恶性传染病并因此而死亡，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问题，而是涉及全体居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全社会性的问题。因此，听任任何一个不愿或不能购买“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这种“物品”的人死于恶性传染病，这不仅是对个人不人道，而且是对整个社会的犯罪，因为一个由于无钱医治而死在大道上的传染病人会在整个地区传播恶性传染病。 

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才不再敢于把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各国政府都专门组织了完整的预防和医疗体系来防范各种恶性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国际性的政府间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和协调各国政府防范和医治各种恶性传染病的工作。 

2003年初，恶性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猛烈地袭击了中国大陆，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在群众中制造了巨大的恐慌。许多人都知道，那场非典型性肺炎之所以为害如此严重，原因之一是当时的政府卫生部门疏于防范。其实那场“非典”流行所造成的危机还暴露了另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就是在那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各级政府的很多卫生部门忙于“市场化改革”，甚至忙于以市场化行为赚钱，放松了传染病防治体系的建设和管理，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大陆应对恶性传染病袭击的能力。 

医疗行业中的信息不对称与“诱导性消费” 

医疗和医药行业中“市场失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行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信息的不对称越严重，彻底的市场化交易的效率就越低。 

彻底市场化的交易是买卖双方完全自由地进行交换的交易。在医疗和医药行业中，产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是求诊的人--患者和可能的患者及其家属，而直接面对这些最终买者的医疗服务供给者是医生。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其卖者相比，在有关医疗服务交易的信息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卖方掌握的大量有关其交易的医疗服务的信息买方根本就不知道。 

在中国，医疗服务买者与卖者的信息不对称有一个最骇人听闻的后果：根据我们能找到的最近的统计数字，2001年中国有19.2万人因为使用假药而丧命。可以肯定，这些丧命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愿意使用使他丧命的那些药物的；他们之所以会同意使用那些夺去他们生命的药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可靠的信息，因为他们相对于这些药物的供给者处于严重的信息劣势，不知道给他们使用的是可以致人死命的假药。 

当然，医疗服务的买者与卖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最多数场合，是医生与求诊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服务的卖者--医生掌握而医疗服务的买者不掌握的信息，涵盖了与医疗服务有关的各个方面，它们主要集中于三个层次上：来求诊的人是否患病，患了何种病；患了某种病的人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治病应当使用什么药、什么器械，这些药和器械的价格有多高。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三个方面，求诊的人在掌握的信息上都远远不能与医生相比。 

任何到医院或找医生求诊的人都会承认，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要比医生少得多。简单地说，如果求诊的人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信息与医生一样多，他们就不会到医院去求诊，甚至医院和医生这个行当都可以取消。那时候，需要医院作的就只剩下了出售药品和医疗器械、提供打针和护理服务之类的劳务，需要由医生来作的大概也只是动手术了--那是一件求诊的人即使对自己的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完全清楚也不能自己完成的事情。而现实则完全不是这样。人们去找医生的首要原因是他们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比医生少得多，需要医生根据其掌握的上述三个方面信息给予有关治疗的指导。 

由于求诊的人在上述三个方面掌握的信息比医生少得多，医生的目的如果在于通过医疗服务的自由交易从看病的人方面赚取尽可能多的钱，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对求诊的人进行误导，使他们从事本不该进行的“诱导性消费”，以便医生自己向他们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从中谋取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 

首先，医生可以将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将有小病的人说成有大病，以诱使那些没有病的人花本来不该花的钱去购买根本就没有用的“医疗服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前些年在某些城市居民小区出现的某些来路不明的人搞的所谓“免费检查身体”。新闻媒体曾经对这些所谓的“免费检查”作了大量揭露，原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些所谓的“保健药品”或“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花钱雇来的“托儿”。这种“免费检查身体”的结果可想而知：受雇于“补钙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缺钙”，受雇于“降血糖药品生产厂家”的“体检人员”会给每个受检者检查出“高血糖”，其目的不过是让受检者们购买他们的那些“补钙品”或“降血糖药”。 

1995年冬，我开始持续地头疼。到北京市的复兴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可能患有会引起脑血管破裂的疾病，需要在该医院作核磁共振的检查。当时作一次核磁共振检查要向医院交费一千多元，等于我两个多月的工资。我们研究所自己的医生则建议我先到北京市的宣武医院检查一下，因为宣武医院是所谓“全国最高水平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医院”。而宣武医院的一位“权威的”主任医生只让我作了一个收费2百多元的照射检查，就给我作出了“神经衰弱和神经性头痛”的诊断。 

经过十多年后，现在我敢判定检查费用低的那位宣武医院的主任医生所作的诊断是正确的，而要让我作出费用昂贵的检查的复兴医院医生的推测是错误的。如果我真象那位复兴医院医生怀疑的那样患有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这种病症在那以后的十多年中不可能不爆发，我很可能会活不到的今天。那以后的十多年中，我的神经衰弱时常发作，有时还转变为抑郁症，这都证明那位只要我作低费用检查的医生作的“神经衰弱和神经性头痛”的诊断是正确的。 

当时的许多医院已经开始为盈利目的而购入昂贵的检查设备并设法诱导求诊者“消费”这种设备的检查。可以断定，那位复兴医院的医生要我在该医院作昂贵的核磁共振检查，目的就是提供“过度医疗服务”，让我多付几倍的检查费。这是今日中国的那些行为市场化的医院的普遍做法。 

在这个层次上，医疗服务供给者对其需求者的信息优势可以使求诊者被诱导去“购买”他根本就不需要的医疗服务，从而使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受到个人福利上的净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服务供给者与其需求者之间的“市场交易”就成了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害的诈骗。这样的市场交易将不会增进社会福利，反而对整个社会造成损害。 

其次，即使正确地诊断出了求诊者所患疾病，医生也可以利用他在应当如何医治、到哪里医治方面的信息优势，诱导消费者多花钱以为自己个人牟利。 

2004年6月2日晚，我的右手中指受了严重的外伤，到北京的人民医院急诊室包扎后，该急诊室的医生说我需要马上作一个小手术，而他们那里作不了这个手术。但是，他们不推荐离人民医院很近的、号称全国治疗骨科外伤“权威”的积水潭医院，却让我们到更远得多的万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