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山到汶川
——医疗救援的历史跨越

“在四川灾区，我们被当地一致誉为‘五最医疗队’。”回忆起在灾区的十几个日日夜夜，河北抗震救灾医疗队员们自豪地说。

哪“五最”呢？“医疗人员配备最佳，救护用品准备最全，对当地医院的要求最少，救治的伤员最多，治疗的效果最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来自曾经遭受多次严重地震灾害的燕赵大地，从邢台大地震、唐山大地震，到张北地震，我们经历了多次地震医疗救援，积累的经验教训更多。”医疗队员们如是说。

从唐山到汶川，河北医疗队里有地震医疗救援的“元老”，后方专家组里甚至有邢台地震时参与救援的老专家。

从唐山到汶川，他们亲身见证和实现了地震医疗救援的历史跨越。

1、截，还是不截？

—认识肢体挤压综合症

从唐山到张北再到汶川，56岁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省三院)创伤急救中心副主任护师孙春瑞，参加了三次地震医疗救援。

在四川灾区难得的闲暇时间里，他参与唐山抗震救护的经历，是当地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最感兴趣的话题。

1976年7月29日，孙春瑞是省内最早赶到唐山的几位专业骨科医护人员之一，当时他负责在开滦煤矿家属院巡诊。“见过很多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人，一开始还好好的，过了几天，也没怎么着，突然死了。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肢体挤压综合症。”

“肢体挤压综合症就是从唐山大地震开始才进入我国医学界视野的。这一次四川地震中，由于各地医护人员对挤压综合症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及时挽救了很多幸存者的生命，这种进步可以说是唐山人民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与孙春瑞一道赶赴四川德阳灾区的省三院创伤急救中心副主任邸军告诉记者。

什么是肢体挤压综合症？

“地震之后，人的四肢被挤压在废墟里，长期不能回血，就会造成肢体坏死。”孙春瑞深入浅出地为记者解释。

肢体坏死后产生了各种毒素，这些毒素隐藏在了坏死肢体内残存的血液中。“一旦人被救出来，埋压的重物没有了，坏死肢体重新参与血液循环，这些毒素也就被带到了肾脏等脏器中，造成外伤性尿毒症等病症，这个时候如果不能进行血液透析，就会造成死亡。”

“现在医学界应对挤压综合症，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挽救生命，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截肢———坏死的肢体即使保住了也没有功能。尤其是埋压时间比较长的伤员，往往是刚刚从废墟中救出来，就迅速截肢，甚至先截肢再营救。”邸军说，自己作为医生，在灾区最感无奈的手术，就是自己做的第一例截肢手术。

那是5月16日，医疗队在德阳市人民医院收治了从汉旺镇转来的一个左腿小腿出现挤压综合症的17岁少年。“病人伤口严重感染，并且坏死肢体的毒素已经开始吸收。直到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病人家属还在问，能不能不截，能不能不截……”

邸军万般无奈地为这个与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伤员截去了左腿。“这个病人非常可惜，他并不是刚刚从废墟里刨出来的，而是因为基层的医疗资源不够，血液透析跟不上造成截肢。所以说地震的医疗援救不仅仅是派出医护人员那么简单，如果大量的透析机等设备能更快地赶送到县级医疗机构甚至更前方，有很多伤员的肢体原本是可以保住的。”

2、保，还是不保？

—摆脱恶性感染的恶魔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跟同行争论，甚至是争执，这条腿，那条胳膊，保还是不保，保要怎么保。”邸军告诉记者，医生本来是一个需要冷静和理智的职业，但是在灾区，医生之间的争论有时也闹到脸红脖子粗的程度。

很多情况下，“保还是不保”的两难抉择，是在恶性感染的情况下进行的。

河北医疗队赶到德阳时，正是伤员从基层集中涌入各大医院的尾声，由于伤员过于集中，手术条件简陋，气性坏疽、绿脓菌等恶性感染的阴云开始笼罩在伤员身上。

“最严重的时候，有的医院甚至被迫停了一天手术，把原来穿的手术服全烧了。”医疗队员们告诉记者，当时医院里还有两百多名急需手术的病人正在等待，来自各地的七八支医疗队只能尽快对全部手术器械进行彻底消毒。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河北的五支医疗队不约而同地冒着余震进入医院大楼，开始重建无菌手术室。这在德阳当地是最早的。

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疫情，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对所有感染病人进行“粗大杆菌”的筛查。感染部位的切片上发现“粗大杆菌”，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恶性感染，按照传统的应急医疗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釜底抽薪———截肢。

“唐山地震留给河北人的记忆太惨痛了，我们骨科医生见的截肢患者太多了，从幻肢痛到未来生活中的种种不便……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宁可医护人员多受一些辛苦，多担一点风险，能不截肢尽量不要截肢。”河北医疗队的倡议得到了各地医疗队的认可，在德阳市各大医院迅速建立了专家联席督导制度，对筛查出来的病人统一会诊，统一制订救治方案，统一分配和调度病人。

在联席督导组中，河北专家又凭着过硬的实力和高度责任感脱颖而出。“经常是一番争论之后，河北队的大夫站出来说，不要截肢，我们来做———因为当时在当地，咱们河北派去的由省内各医院联袂组成的外科手术组和骨科手术组，力量最为完备。”

在德阳市人民医院，河北医疗队一队就接收过一个60多岁的男性感染病人。这位左腿胫骨骨折患者当时伤口大面积感染化脓，并有十多厘米的腿骨外露，“即使在见惯各种惨状的骨科大夫眼中，这种伤情也非常触目惊心。”但是经过精心手术和护理，这个病人被排除了气性坏疽的可能，腿保住了。

其后，在河北医疗队的建议下，当地又仿照非典时的“小汤山模式”，成立了专门收治感染病人的医院。恶性感染问题最终得到控制，没有酿成疫情。

3、做，还是不做？

—首创一次性终极治疗

“直到坐在赶往灾区的飞机上，我还在想，最好赶快把我送到最前线，哪怕是为幸存者做简单的清创包扎。但是赶到德阳第二医院时，一眼望去看到院子里有近千名等待手术的伤员时，我意识到，这里才是灾区最需要我的岗位。手术，就是我的使命。”在医疗队员中，省三院手外伤科副主任于亚东副教授的想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在初到德阳的28个小时里，河北医疗队就进行了80多台手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否手术同样存在抉择。

5月20日，河北医疗队在德阳市中西医医院二楼的临时手术室里进行了一台特殊的手术。手术台上，来自绵竹重灾区的56岁老人多发肋骨骨折、腰椎骨折、血气胸。在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多名胸外科和骨科专家联合会诊，用排除法最终控制住了伤员的呼吸和心律，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对如此危重的伤员，医疗队完全可以采用“保守治疗”的方法暂时控制住伤情，迅速将其转往后方大医院。但是河北医疗队在制定治疗方案时，却普遍采用了一次性终极治疗的思路，尽可能在灾区开展大规模手术，使伤员事后不需二次手术。

“包括后期护理也是一样，起初很多伤员没有家属陪护，我们的护士非常辛苦地帮病人擦洗、翻身，而且一有空就陪他们聊天，疏导心情，他们即使在帐篷病房里也能享受到标准的护理。”

于亚东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因为贯彻了一次性终极治疗的思路，在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河北医疗队被当地医护人员送以雅号“终结者”。

“地震中的伤员是爆发性的，最初，前线医疗队不得不采用战时应急体系来应对，简单清创，立即向后方转运。”邸军表示，在震后最初72小时中，这是极其行之有效的。这种军事化救治理念，始于唐山大地震。2006年夏，为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记者曾专门采访过唐山抗震前线总指挥部伤员转运组组长、原解放军301医院副院长刘英。1976年7月30日晚的“总前指碰头会”上，这位在震后第一时间对唐山全境医疗资源实施了军管的老人，最早提出了外运伤员。“一个医生一天能做多少手术？就算我们的医生都是铁打的，这么多重伤员的伤情能不能允许拖那么长时间？”

由此，从震后第三天一早开始，国家向全国十三个省(市)紧急转运了十万唐山伤员。在当时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唐山伤员，是在外地接受的手术或二次手术。

但是，汶川大地震不同于唐山的农村型地震，伤员分散，交通运输条件差，为早期大规模伤员转运造成了一定困难。

同样是震后72小时，德阳的情况已相对稳定，人员、手术设备、医疗器械相对完备，具备一定的手术条件。

“大批伤员主要是从汉旺、九龙等重灾区辗转送来的，只经过了简单清创，已经出现了感染和并发症。这个时候如仍刻板地沿用战时救治原则，把伤员像接力棒一样一层一层地送出去，只能延误病情，给病人造成更多痛苦和后遗症，并且对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应急运力也是一种负担。”

于亚东表示，事后反思，他个人甚至认为应该把手术“起点”从德阳这样的地级市搬到绵竹等县级市去。

4、钻，还是不钻？

—微创手术登台显威力

与其他灾难不同，地震造成的伤员中，有80%到90%是骨科伤员，而且大多是平时医生都感觉棘手的多发性骨折、粉碎性骨折复合组织挫伤。

“唐山大地震时，骨科医生也做一些复位手术，但一般还是以打石膏、作牵引为主。很多伤，就是固定上了让它慢慢长上去了，功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孙春瑞深有感触地说，从唐山到汶川，很多崭新的技术、器械被应用到地震伤救治中。“是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挽救了更多生命。”

5月17日，受河北省卫生厅委派，省三院副院长潘进社带队把价值20余万元的药品、器械、材料连夜送到德阳，并在到达当天就上了手术。

记者在5月17日当晚连线潘进社时，他刚刚为一位右上臂粉碎性骨折的老年伤员进行了手术。“如果放在我从医之初，一般就采取打石膏，固定三个月以后再打开，骨头长得怎么样难说，但是关节肯定僵住了，不能再打弯，也就变得没什么功能了。”潘进社当时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