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医药业思辨五大对局

    当我们正视医药健康产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行业有着太多的特殊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产业和人类自身的关系太大了。

　　举一个例子来说，很多行业和产品都可以大讲特讲一个市场前景，可是药品和医疗机构就不行，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你的利润怎么能建立在希望人人都得病的基础上呢？而不讲利润的产业能称得上是产业吗？这是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对立，而我们的医药业正是要在这样的理论对立中寻找发展空间。

　　[clor=red]科学VS伪科学：从核酸保健品谈起[/color]

　　经济学中所谓的“信息不对称”，简言之，就叫做“买的不如卖的精”。而当出售商品的人打着科学的旗号甚至利用科学家来进行促销的时候，购买者们就更无从获取公平对称的信息了。由于高科技产品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伪科学的表演也就有了更大的舞台，伪科学的贻害也就越加深远，这一点在医药健康行业尤为突出。

　　核酸是最早被质疑为“伪科学”的保健品。还记得当时《南方周末》因刊登一篇将核酸比作米粉的批评性文章而洛阳纸贵，报纸脱销，原因据说是某核酸生产企业四处搜购的结果，那篇文章的标题是《三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指斥中国核酸营养品》。随后，北京数十家报纸纷纷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关于核酸营养品的听证会消息，大多数报纸都给予核酸营养品一个正面报道，但另一种声音也存在着，《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坚持认为“科学家有责任向公众说明真相”。

　　即使是科学家自己也不能“左右”科学的立场。北京某报一篇关于核酸的文章曾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基因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李载平教授”拉进来说事，说核酸“是一项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发现”。老教授则在后来发表公开声明时说：“我从未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场合，看过或评价过此项成果。”不小心成了核酸保健品形象大使的国外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出面否认他们曾经为核酸保健品作过评价。

　　如果科学家能实话实说也会让我们心安，但最令人悚然的是，为核酸叫好的也都是国内生物技术领域或营养与食品方面的顶级专家。这些国内外知名的、以真理为化身的科学精英们，以截然不同的态度评价一个产品，让消费者何去何从？令人不解的是，事到如今，权威仍然没有出现，事实上，在现有的法律环境、监管制度以及政策环境下，真正的权威也不可能出现。

　　结论：其实，在这类事件中，核酸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在科学与伪科学的对阵面前，作为弱势群体的公众没有任何发言权，其结果必然是，科学家、监管部门、企业及其产品的公信力丧失殆尽，这可能是公众力量的最后迸发。

　　[clor=red]技术VS资本：从安信纳米谈起[/color]

　　其实纳米技术早在1959年就开始出现了，而在中国成为热点则是近两年的事，成为热点的原因是纳米技术的产业化步伐加快了。在纳米技术实现产业化的诸多项目中，深圳安信公司的新药“纳米抗菌颗粒”最早突破技术瓶颈，完成纳米抗菌创可贴、手术贴等系列产品开发，并可实现大规模生产。谁曾想，招商正在进行中，产品还没有上市时，投资方与技术方就劳燕分飞，不欢而散。

　　1987年，我国著名冶金科学家、国家级专家蒋建华先生在实验室中试制成功“广谱速效纳米抗菌颗粒”，1994年申请国家发明。后由纳米专家朱红军对其成果进行产业化转化，经人牵线，港商陈振明及另一位港商找到朱红军开始商谈合作事宜。随后，在一系列附加条件以及让朱红军个人占合资公司股份的30%的前提下，深圳安信纳米生物科技公司成立。至于纠纷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港商董事长陈振明称，技术方私欲膨胀，要将公司出卖，将他们扫地出门，是为了保护自己。朱红军则认为合作破裂的原因是：投资方在卸磨杀驴。

　　对于技术方和投资方之间的这场纠纷，有媒体评论说，深层次的原因是合作双方缺乏安全感所致。港方投资的是硬件，纳米技术产业化一旦成功，港方担心朱以此为筹码，漫天要价因为技术掌握在朱的手里。于是，他们不断要求朱公开配方。而朱发现自己在合作中缺乏安全感，自己惟一能控制的只有生产配方，因此迟迟没有将配方向对方公开。而知悉内情的法律人士则说：综观此案，投资方利用外文合同文本，让技术方吃了一个闷亏，许多当初许诺的条件没有兑现，是前因。技术方以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为由，向对方摊牌，要求兑现当初许下的诺言，否则，则引资重组公司，是后果。可见，“事变”是必然的。

　　结论：安信纳米的事变是技术与资本这一对矛盾的集中体现，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多次碰到技术或持有者不肯贸然与资本合作的现象。技术没有公开时是一面墙，公开了就成了一张纸，技术方很害怕被资本侵吞，而资本方又很怕投资之后受技术的牵制，双方都没有信心。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技术价值的科学认定以及在合同制度上加以完善可能还要更多地借鉴学习国外的经验。

　　[clor=red]创新VS剽窃：从抗癌中药谈起[/color]

　　自南方某媒体在5月下旬发表《中国最大宗中药秘方遭美国人剽窃事件》一文意指瑞士诺华的产品Glivec剽窃建生药业的中药金龙胶囊后，所谓“金龙胶囊事件”便在各种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诺华中国总部总裁刘保罗说这种“涉嫌剽窃中药”的报道是“毫无根据的猜测”，“诺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保护患者和诺华公司的正当权益的权利”，而建生药业也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要把诺华剽窃金龙胶囊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新闻发布和各式的公开声明，一时间令社会各界如云里雾里，不知孰是孰非。诺华公司无奈，最终将“金龙胶囊”和那家媒体一并告上了法庭。

　　药品的研发与生产科技含量很高，一些专家指出，说一个药品剽窃另一个药品，必须拿出科学的依据，如果仅仅从事情的表面情况提出怀疑是没有说服力的。据建生药业提供的材料来看，金龙胶囊所采用的材料为鲜守宫、鲜金钱白花蛇等，产品使用说明书上标明的功能与主治是：“破瘀散结，解郁通络。用于原发性肝癌血瘀郁结症。”而Glivec属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主要针对引起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费城染色体起作用。这也是这个药品发明之后被世界许多专家认为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革命性突破的原因所在。不少专家表示，从上述情况来看，说二者“药物机理惊人的相似”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有专家指出，中药与西药属于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说一个西药的药理与中药“惊人的一致”，这种说法的科学性本身就值得探究。

　　结论：之所以要把创新和剽窃的对局区别于与仿制，是因为前者还是在意识形态范畴，反映的是东西方、西药中药对于新药研发的不同理解，而后者则是有法制保护的新药存在方式。看来，用中药的思想来看待西药的体系，还是会有偏差的。

　　[clor=red]仿制VS：从万艾可谈起[/color]

　　枸橼酸西地那非，这个原本普通的化学成分因为被辉瑞公司拿来制成治疗男性勃起障碍（简称ED）的药物万艾可（俗称“伟哥”），从而成为全球制药业的明星。到目前为止，万艾可在全球的销售已超过3亿粒。也正是凭借以枸橼酸西地那非来治疗ED这一方法上的创新，辉瑞公司于9月19日获得了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证书。万艾可获得证书，意味着国内任何一家企业在不经辉瑞授权许可的情况下，不得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ED。

　　万艾可受到了保护，最受打击的是15家国内制药企业。在1994年辉瑞申请中国后不久，国内有15家药厂也开始研制用“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阳痿的药品，并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和财力。1999年，相关药品陆续研制成功，开始报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进行临床试验，但直到今年2月才获得批准进入临床试验。然而此后不到3个月，正当这些企业加紧进行临床试验的关键时刻，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了辉瑞的万艾可，眼看就要到手的新药证书成了泡影。所以，他们决定联合起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诉万艾可无效。和仿制终于“碰撞”在一起。

　　但是抢仿的路显然已经是行不通了，有些跨国药业公司早在药品上市前就开始在中国申请，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新药一上市便有无数孪生兄弟姐妹药出现的中国特色制药业也将不再延续。

　　结论：从老百姓的角度，能吃到相对便宜的仿制药，当然是好事。然而，如果不尊重，谁都不会再去搞发明创造，这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尊重伟哥的知识产权，是经济意义上的道义与责任。从西方国家当前的情况来看，尽管仿制药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药的盈利空间必须受到保护。

　　[clor=red]商业VS科学：从自体干细胞库谈起[/color]

　　所谓“生命银行”——脐带血自体储存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银行”是个“收费银行”。

　　储存新生婴儿的脐带血，用自己的血治自己的病，给自己的生命上一份“保险”，这在许多人听来都是一件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新鲜事。然而在深圳召开全国实验血液学会议期间，几位科学家对脐带血自体储存提出异议。随后，倡导脐带血自体储存的一方也在深圳举行学术报告会，就相关问题作出辩述。两大阵营争论的焦点很多，但最终人们发现，之所以会有这场辩论是因为天津这家生命银行的商业行为惹恼了科学家们。

　　位于天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于今年8月获卫生部批准承担设置天津市脐带血干细胞库的任务，此外，他们还承担着国家计委批准的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这一国家项目由血液所和著名上市企业“望春花”共同投资的“协和干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具体实施，自体干细胞储存就是这个公司开展的重要业务。由家长自己掏钱，把新生婴儿的脐血储存起来，以便将来自己或亲属生病的时候使用，就是所谓自体脐血干细胞库。脐血储存20年的费用为1.5万元人民币一方，正是这种做法，引起了以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