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圣济：不疯魔不成活

龚圣济:1950年出生，大学学历，1973年12月入党，1977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90年担任新华医院普外科主任，1994年被任命为新华医院副院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INTEL前总裁葛洛夫曾这样说过，龚圣济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所引领的发展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个说法

来了个“疯子”院长，一时间成了人们嘴里热闹的话题。
        
2001年，当龚圣济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原宝钢医院）担任院长，并实施了几项举措后，周围有人开始戏称他为“疯子”院长。
两年之后，周围的人又都认为，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叫做狮子更恰当，一只睡醒了的狮子。
        
“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INTEL前总裁葛洛夫曾这样说过，龚圣济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三院”）所引领的发展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个说法。

“疯子”院长
        
“刚来这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象到，进入21世纪了，在上海还有这样一所破烂的三级医院。”龚圣济回忆道。
         
2001年4月，龚圣济从上海新华医院调到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刚到医院，就发现上海北翼地区这所惟一的三级医院根本当不上它三级的称号。
        
医院占地虽有50亩，但建筑面积只有3万平米，许多病房是以前的厂房改建的，房子破破烂烂，门窗都关不紧，也没有装空调，一到冬天，冷风直往屋子里钻，护士都是穿着大棉袄给病人打针。病床有500张，但住院率最高的时候也只有60%～70%，门急诊一年只有20来万人次，业务收入还不到7000万，上海市卫生局已经打算把医院关、停或转。
        
“医大没钱，宝钢不要，政府不投入，我的前任曾把医院的口号叫做‘夹缝中求生存’，我们真的是在夹缝中，举步维艰。”龚圣济说道，“周围的中心医院，宝山中心医院和吴淞中心医院都在快速发展，而我们却在人心涣散，一些医生值班的时候都在打牌，许多职工想离开，觉得医院没戏了。”
        
上任3个月，龚圣济一句话都没有讲，只是埋头做调研，调研了周围两个中心医院的情况，尤其是做了医务人员的对比分析后，他开始有了一点儿信心。“调研非常重要，这关系到我们的投入能不能有产出，我发现我们医院的医生最起码都是科班出身，我们有7个硕士，一个博士，4个硕士生导师，而周围中心医院很多医生都是中专毕业的，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市场重新抢回来。”
        
调研完成之后，龚圣济的举措便开始实施起来。除了强化工作纪律等措施外，一项大举措就是从银行贷款给医院购买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四排CT，这在职工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职工都觉得，医院这么破的房子，就算贷款买了好的设备，也没有病人会来。龚圣济回忆道，“这在当时算是轰动了一下，但买了之后对业务有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2001年底的时候，龚圣济碰到了一个难题，一般上海的医院职工到年底都盼着发年终奖，2000年由于是三院20年院庆，所以每人发了3000元的年终奖，那么，2001年底发不发年终奖呢？发又发多少呢？这个问题，让龚圣济颇费了一番思量。“这个3000块，我和书记商量后，照发，没有钱怎么办，我们贷款了两百万。” 
        
这件事在整个宝山卫生系统轰动了，“走了一个呆子院长，来了一个疯子院长”，周围的人都这样说，而医院的职工觉得自己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干劲却上来了。
        
“我又不能说我是贷款发奖金，所以不做任何解释，把钱先发掉。”龚圣济说，“买了一个设备，进了两个人，其中一个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副院长，第一年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
        
其实，龚圣济的“疯”在他担任新华医院分管后勤的副院长期间，似乎就有所体现，他在颇多阻力的情况下，毅然推动了新华医院的“破墙”，把临街的围墙推倒，建成了对外出租的商业用房；他还在上海的医院中，第一家实行保洁外包，推动了新华医院的后勤社会化改革。

从“疯子”到“狮子”
        
“花了200万，买了职工的信心，我认为是值得的，也是当时必须做的；人心要涣散了，想要再激发起来，花的代价会更大，我们发展的举措就很难推进。”龚圣济如是说道。
        
时间进入2002年，龚圣济开始努力抓医院的学术建设，只要有合适的人医院就引进，而以前10年医院基本都不进人了。在龚圣济看来，人才的建设是一个梯队，一家医院5年不进人，5年后医院就会垮了。除了开始储备人才，在设备上他仍然继续贷款投入。
        
这时候，门诊、病房的改造也开始启动。医院大楼所有的门窗全部换掉，铁窗变成密封度高的塑钢，没有空调的地方全部装上空调。改建门急诊候诊区，利用医院门急诊楼之间原有的天井，用玻璃封顶，把原来很狭小的候诊区，变成了宽敞的候诊区。工作环境改善，医务人员心情好了，和病人争吵的几率明显下降；老百姓感觉就医环境好了，来就医的人不断增加。
        
“我们的门急诊改造是受到上海市申康医院管理中心表扬的。因为市里只给了172万，医院自己贴了一点，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龚圣济说道。

2002年，医院收入9000多万，医院业务收入增长明显，职工的收入也在稳步增长，开始看到希望。
         
“2001年底，我估计2002年能增加3000万的收入，很多职工都认为完成不了，认为我瞎吹。”龚圣济说道，“其实在2001年调研之后，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用5年的时间，在十五的规划的最后一年，我们一定在宝山成为第一块牌子。2001年底的职代会上我就讲，我们的口号必须要变，我们不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样会把自己的信心讲得太低，我们口号改成了‘在竞争中求发展’，当时职工的心态认为是不行了，我要吊起他们的信心，我尽我所能，大家尽大家所能，服从整个战略构思，不行我就辞职，2002年我们的动作还算是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有了2002年的发展，再加上2003年医院的持续成长，到2003年的时候，在上海宝山卫生系统，再没有人觉得龚圣济是“疯子”了，其他医院开始感受到三院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时候他们开始觉得，三院已经成为了一只睡醒的狮子。

抓机会立项目
        
2001年，龚圣济到三院担任院长的时候，上海的十五规划早就已经定了，在上海十五规划中，三院没有拿到任何一个项目。被十五规划排除在外，对三院这样一家医院的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于是，争取到项目，对三院来说，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2002年，我当时谈了很多高学历的人才，希望他们来我们医院工作，谈了20多个人，一个都没有来。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太破了，基本就属于以前的大队办公室，木门都是关不上的。”龚圣济说道，“当时很多医院都发展得很好，人家一看我们这办公室，就没有信心来了。职工工作条件、病人就医条件改善后，我就下决心，我们办公条件也要改。”
        
经过争取，三院拿到了上海市政府三年行动计划中2500万的3年贴息贷款，在2002年开始兴建7000多平方米的行政大楼，2003年新行政大楼启用。 
        
“当时大家很不理解，职工们觉得医疗用房的改建是有收入的，而行政用房只要有个地方办公就可以。我就给职工讲，医院的发展到最后关键是人，而人不是一两年就能培养起来的，我谈了这么多人，你们也看到了，没有一个人来。后来有半数多的人同意，我们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龚圣济自豪地说道，“我们现在有硕士73人，博士14人，硕士生导师24人，可以说这样的人才规模，在宝山实际上就是第一块牌子。”
        
2003年，龚圣济又抓住了一个机会。非典之后，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卫生，国家发改委有了专门立项的资金对公共卫生进行投入，由于在整个宝山就三院有传染科，而非典中，在上海北翼地区，三院也承担了最重的责任，龚圣济利用这个机遇作为切入点，向市卫生局提出了申请，建感染科大楼。
        
发改委下拨了300万启动经费，上海市上上下下又配套了600万，医院自筹了300万，开始建设感染科大楼，而在2005年启用的大楼使三院成为了宝山地区流程最合理的感染科，也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正是有了这些硬件上的投入，龚圣济在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才储备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有了办公楼，我们引进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