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只说不做与只做不说

只说不做与只做不说
文/赵红

    管办分离并非只是医疗行业改革的要点，同时也是中国其他行业诸如教育、铁路、新闻出版、体育等许多行业改革的关键点。但无论什么行业，只要涉及管办分离，似乎都有难以割舍的情结，只说不做的现象非常普遍，除非是自上而下的说了必做时，情况才会有改观。像中国足协，为了与国际接轨的管办分离说了也有几年了，但如今仍然是赛事与政事不分，足球产业的价值仍然受到计划经济的禁锢，有着足协的收入远高于足球俱乐部的投资者的怪现象。
    医疗行业倒不完全是只说不做，上海、苏州、无锡、北京、宿迁等大中城市甚至更多小城市都先后开始大胆尝试管办分离，但这些试点机构又有了新的默契：只做不说。的确，当管办分离这一改革的思路没有厘清之前，在管办分离这一改革没有全面系统地开展之前，在几个城市尝试改革的结果还无法用一定时段的事实和一定数量的业绩来说明之前，以及在全行业对管办分离这种职能转变后的效果没有清晰判断之前，只做不说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
    但无论做与不做，管办分离都将是必然结果，我国“十一五规划”已经明确将政府职能转变列入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以选择的只能是通向这一结果的不同时机和不同路径。
    对管办分离的不同理解会引致不同的态度。理解为“放权”、“授权”，抑或是“失权”，在实践管办分离改革中的心态、动力、速度、效果都会不一样。其实，管办分离可以选择不同层次的分离点。实行院科两级管理的医院不少，这只是医院高层与中层职能定位的选择，而非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种管办分离，但却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管办分离就是放权与授权、职责与利益的选择，在不同层次都可以开展。卫生局与医院院长之间，卫生局与医院管理中心之间，地方政府与医院管理中心之间，甚至更高层次，谁是管办分离的主导者，谁就将主导这一层次的选择。
    再者，管办分离并非只是权利的转移，而是权利的更加明晰。管的权利与办的权利，管的责任与办的责任，因为面对的主体不同(“管”为公众服务，“办”为医院操心)，而同样任重道远。与其管办不分时效率低下而独家担负骂名，不如通过管办分离来明确各自的责任分区。
    当然，管办分离也并非是政府职能转变才采用的措施，市场经济所推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也是一种管办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更为高效地让所有者和经营者享受各自的收益，这在企业界已经成为衡量一家企业规范化程度的标尺。
    张瑞敏把海尔研发、生产、营销中心设在美国以后，没有聘用底细牢靠、作派熟悉的中国海尔人，而是选用美国人来统领，这些老美竟然把海尔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抢到了三分之一。所以，张瑞敏应该算是管理层面上“管办分离”的高手。